但他也看到残酷现实：随着战争持续，赋税加重，许多小农破产卖地，大地主势力膨胀，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所谓的“仁政”在利益面前往往苍白无力。
在返回周原的路上，姬稷遇到一群逃亡的农人。他们来自不同诸侯国，因战乱和重税失去土地，正寻找新的安居之所。
“听说秦国授田于移民，三年免税，可是真的？”一个年轻人眼中带着希望。 “又闻楚国地广人稀，垦荒者即得永业，确否？”老者颤声问。
姬稷据实以告，并为他们指路。望着这些人远去的背影，他忽然意识到：中国的土地制度虽有问题，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农民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投奔更好的制度。
这与西方农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周原后，姬稷将所见所闻整理成篇。父亲姬仲阅后，沉思良久：“中西之异，根源在文化。西方重物权，中国重人情；西方严阶级，中国通上下；西方固守契约，中国强调变通。”
“然今战国纷争，礼崩乐坏，中国之人情传统，还能保持多久？”姬稷忧心忡忡。
姬仲遥望西方秦地的方向：“秦行法治，重农战，抑贵族，虽强大却少恩。若有一天秦统一天下，中国土地制度或将大变。”
他顿了顿，又道：“然文化传统如长流之水，虽可暂时改道，终将回归本源。我相信，无论制度如何变迁，中国土地制度必保留一份人情，一分变通，不至于如西方般冷酷。”
姬稷在竹简上写下最后一段：“观今日土地之变，思未来中国之路。若资本主义必不可免，望能保留仁中取利之传统；若土地国有必将来临，望能记得原始公有之人人有权。”
“制度可变，文化长存。中国土地制度之特殊性，不在具体形式，而在其背后的人文精神。”
窗外，月色如水，洒在千年不变的土地上。姬稷知道，他正在见证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一种文明路径的选择。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与人、人与地的关系，正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悄然重塑。而这一切，都将深深影响这个民族的未来，直至千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