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刚开国那会儿，光武帝刘秀刚把天下稳住，可到处都是破败景象，啥事儿都得重新来。
自从王莽篡位后，天下大乱，赤眉军、绿林军这些起义军闹得凶，各路英雄都在抢地盘，中原大地被战火烧了好久。
老百姓流落街头，好田都荒了，国库也空了，边疆的敌人还趁机捣乱，尤其是匈奴和西羌。光武帝深知战后重建须以农为本，遂推行屯田，募民垦荒，赐予农具牛种，复井田遗制而因地制宜。
边疆设戍卒轮耕，内地则流民附籍授田，郡国守令劝课农桑，岁终考绩。于是田野辟，户口滋，仓廪实。建武六年，河南、南阳诸地已见粟积，十余年而天下渐安。屯田之利，不仅足食，更在固边弭乱，使兵民相安，政通人和。
咋快速恢复生产、填满国库、稳住边疆，成了这位中兴皇帝最头疼的事儿。
刘秀这哥们儿，本来是南阳的汉室亲戚，特别懂老百姓的苦，也知道粮食对国家有多重要。
他亲眼见过战争有多破坏，也听说过西汉赵充国在边疆搞屯田有多厉害。
天下刚平定，百废待兴，光武帝就把恢复和发展农业放第一位，而屯田，特别是边疆屯田，更是妙招——既能稳住边防、挡住外敌，又能开荒种地、增加粮食，还能安置流民、稳住社会。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在朝会上，听大臣们抱怨“打仗太久，老百姓累坏了，国库也空了”，他琢磨半天，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北疆和西边。
他想起了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屯田，“以逸待劳，坐收其利”的老办法，还有宣帝时期因此“边境太平，省了不少军费”的好效果。
“《诗经》说：‘种地不容易啊。’老百姓靠粮食活，国家没粮就不稳。”光武帝扫视群臣，语气稳得不行，“现在天下刚定，老百姓想安生，可边疆还没太平，匈奴、西羌老来犯边。要是年年调兵、千里运粮，老百姓咋扛得住？国库咋撑得起？我觉得，以前赵充国在湟中屯田，西羌自己就平了，这招太好了。现在就该学他，在边疆要地大搞屯田，既能填满粮仓，又能守住边关。”
这话一出，朝堂上有点争议。有些大臣担心边疆太苦，屯田搞不成；还有些担心士兵既要守边又要种地，怕他们闹情绪影响战斗力。但像大司徒邓禹、大司马吴汉这些务实派却大力支持。邓禹说：“陛下英明！边疆好地多着呢，因为战乱都荒了，太可惜。要是招老百姓去边疆，再让士兵屯田，一来省了运粮钱，二来让军民和平共处，种地打仗两不误，对国家和边疆都是大好事。”
光武帝力排众议，当场下诏，任命懂边疆事务、会种地的官员当屯田校尉、屯田都尉，先在跟匈奴接壤的北疆（比如朔方、五原、云中这些地方）和跟西羌对着的陇西、金城等地推行屯田。东汉的屯田制度在光武帝时期更完善、更灵活，主要分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多设在战略要地，以士兵为主。这些士兵平时种地，战时当兵。官府给他们地、种子、牛、农具，统一组织干活。收的粮食，一部分上交当军粮，一部分自己吃或当奖励。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让军队自给自足能力超强，也省了国家不少军费。
光武帝特别体恤士兵，规定屯田士兵除了种地，还得练兵，做到“种地打仗两不误”。他还老派使者去边疆慰问屯田的士兵，帮他们解决困难，所以士气一直很高。民屯主要是招内地的流民、没地农民和罪犯，迁到边疆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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