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材料主要是木材，间或有陶制的明器。考古工作者在汉墓中，常发现陪葬用的“偶车”和船模型，材质有陶有木。这“偶车”、“偶船”正是现实生活中车辆与船只的缩影，反映了当时“南船北车”的地域特色——南方水多，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北方平原广阔，以车辆为主。这种“南船北车”的交通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的经济布局与文化互动。
南方的水网密布促进了船运网络的延伸，使得物资流通更为便捷，形成了以长江、珠江为主干的水上商路体系。由此催生了沿江沿河的市镇兴起，如番禺、吴会、江陵等商业重镇渐次繁荣，成为南北货物流通的枢纽。
技术的进步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在广州东郊的一座东汉墓葬中，曾出土过一艘陶制船模型。这艘模型虽小，却五脏俱全：船首设有锚，船尾装有舵，船的两舷还各设有供篙手撑篙行走的走道。
锚与舵的出现，标志着东汉时期的造船与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锚能使船只在水中稳固停泊，舵则能有效控制航向，这对于远洋航行或在复杂水情中穿梭，至关重要。舵的发明尤其意义深远，使船只不再完全依赖风向和水流，实现了更灵活的操控与航行自由，极大提升了航行的安全性与效率。这一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国内水运网络的扩展，也为后来的海上交通奠定了基础。
在广东另一座东汉墓葬中，还发现过一件木制船模型。这船更为精致，船上建有层楼，设有十支桨，还有一支橹，多数木板上还绘有五彩的花纹。这简直就是一艘缩小版的“楼船”！其工艺之精湛，设计之合理，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由此可见，至东汉时期，无论是官营造船还是民间工艺，其技术都已相当进步，不仅注重船只的实用性，还兼顾了美观与舒适性。这些先进的造船技术，不仅服务于军事，更促进了内河与沿海的交通贸易，使得岭南的香料、珠玑、象牙等珍奇物产能够源源不断运往中原，而中原的丝绸、瓷器、铁器也得以输往南方，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良车骏马，驰骋天下
与南方发达的造船业相辉映的，是秦汉时期同样高度发达的制车工业。史书对此记述颇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乎国家的邮驿通讯、物资运输、军事行动乃至皇室贵族的出行排场。
当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崩于沙丘平台。为了稳定局势，李斯、赵高等人秘不发丧，“将其棺车载入韫车中”，日夜兼程返回咸阳。这“韫车”，便是一种密闭的丧车，其设计之巧妙，竟能在炎炎夏日，暂时掩盖住棺木的气味，可见当时车辆制造已考虑到多种特殊需求。
承秦制，汉代的制车业在规模与技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天子的“金根车”、仪仗卤簿所用的各种华丽车辆，到军队的戎车、辎重兵车，再到民间运输货物的牛车、载人的轺车，种类繁多，用途各异。
车辆的制造，同样有官府与民间之分。中央有将作大匠等机构负责皇室与官府车辆的制造，技艺精湛，选材考究，代表了当时制车工艺的最高水平。
例如，为皇帝制造的车辆，往往用上好的木材，如榆木、梓木、松木等。经过精细加工、打磨和喷漆，再配上铜或铁制的部件，比如车轴、车轮和车辕，力求既坚固耐用又美观豪华。车轮是车辆的核心部件，汉代已经广泛使用铁制的“车釭”（就是轴承），以减少车轴和轮毂之间的摩擦，延长使用寿命，使车辆更加轻快耐用。
民间的制车作坊很常见，遍布城乡。他们制造的车辆大多是实用型的，比如牛车、轺车等，供百姓日常使用。这些车辆虽然不如皇室车辆那么精美，但同样注重实用性和经济性。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旁，还会有专门的修车铺，为过往车辆提供维修服务。车辆的普及极大促进了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的发展，官道驿站体系因此日益完善。
轺车疾驰于驰道，牛车缓行于乡野，构成了一幅流动的图景。运输效率的提升，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使得商旅往来更为频繁，推动了各地物产与文化的交融。即便是边远郡县，也能见到来自中原的器物，而边疆的良马、皮毛亦得以输入内地。这种互联互通的局面，正是建立在先进制车工艺与发达道路网络的基础之上，成为维系帝国运转的重要支撑。至东汉时期，制车技艺更趋成熟，不仅车辆形制规范化，还出现了专门记载造车工法的工匠手册。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常有匠人锯木、刨料、装轮的生动场景，足见其生产流程之严谨。
无论是舟船还是车辆，它们都是汉代先进制造业的杰出代表。庞大的楼船舰队不仅是帝国军事力量的象征，也保障了南方水路的畅通，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而四通八达的车辆交通网，则像帝国的血脉，将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粮食、丝绸、盐铁等物资得以高效运输，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未央宫的朝会还在继续，汉武帝的目光坚定。他知道，这些在船坞中逐渐成型的楼船，在车坊里打造的良车，将承载着帝国的雄心，驶向更远的海洋，驰骋于更广阔的疆域。它们是帝国强盛的基石，也是汉代经济思想中，重视实业、发展生产理念的生动体现。楼船云帆，将通于百越；良车驷马，将驰骋于中原。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正凭借着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将其影响力辐射到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