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命令无异于一场风暴。私人不准藏金，有金须送交御史府，由政府收回等值的钱。王莽试图通过此举，将天下黄金尽收国有。
然而，“民有强烈的黄金欲”，这道政令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抵触。人们对于黄金的执着，早已深入骨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人将黄金藏匿起来，或是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上交。
长安城的一处隐秘宅院，主人是曾经的一位小侯。他正焦急地指挥家人将家中收藏的黄金熔化，铸成一些不起眼的器具，甚至将一些小金块混入泥土，做成假山石的模样。他颤抖着双手将最后一块金饼封入陶罐，埋入院中枯井深处。月光惨白，映照着他苍白的面容。
“快，动作快点！”他压低声音催促道，“王莽这贼子，竟敢觊觎我们的私产！这黄金是祖上传下来的，岂能轻易交出去？朝廷说‘输御史受直’，天知道他们给的‘直’够不够数！这黄金握在自己手里才踏实！”
家人一边忙活，一边抱怨：“这叫什么事啊！藏金跟做贼似的。当初文景之治时，谁能想到有朝一日，家里藏点金子都要提心吊胆？”是啊，太平时节，黄金是福，乱世之际，反成祸根。一罐罐泥封的陶器被连夜运出宅院，分散埋藏于城外荒丘。他们不敢点灯，唯恐引人注目。每一锹土落下，都像在埋葬家族最后的希望。
主人苦笑一声：“时移世易啊。这黄金，既能让你富贵，也能让你招来横祸。”
王莽的黄金国有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搜刮到了一些黄金，但也极大地扰乱了经济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人们对黄金的追逐，甚至到了不惜以身试法的地步，制造伪金之风更是愈演愈烈，连死刑也难以遏制。民间作坊暗中熔炼铅锡，仿制金饼，市井之间真伪难辨。
东汉建立，光武中兴，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然而，黄金的流向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官府的库存似乎不再像西汉那样充盈，但民间富豪手中却积聚了大量的黄金。昔日王莽欲以政令夺金，终难阻民间暗流涌动；而今光武虽不加禁，民间藏金之风却日益盛行。
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声不绝，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东京谓况家为琼厨金穴”。郭况家中，冶炼黄金的声音日夜不停，如同雷鸣。
这“琼厨金穴”之名，足以想见其家财富之巨，黄金之多。这说明，尽管历经战乱与政策更迭，黄金作为财富的象征，依然在民间顽强地积累着。只是，这些黄金更多地流向了权贵豪强之家，而非国库。
岁月流转，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曾经辉煌的大汉王朝已是日薄西山，黄金的故事也迎来了一个令人唏嘘的转折。
董卓，这位废少帝、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在长安城外修筑了坚固的郿坞，用以贮藏他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他自以为固若金汤，可以高枕无忧。然而，恶有恶报，最终身死族灭。官兵抄没郿坞时，发现其中藏金仅三万斤而已。
这个数字，与西汉时期动辄以数十万斤计的国库存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一位参与抄家的老吏，捧着账簿，不禁感叹：“想当年，孝武皇帝赏赐卫青、霍去病，动辄数万斤金。如今这祸国殃民的董卓，费尽心机搜刮，也不过三万斤。世道变了，这金子，也越来越少了啊……”旁边有人接口道：“是啊，汉末朝廷禁开金属矿，源头都快断了，哪还有那么多金子产出？”
再后来，刘备入蜀，建立蜀汉政权。定蜀之后，论功行赏，赏赐诸葛亮、关羽、法正等功臣，每人也仅五百金而已。这与西汉时期帝王赏赐功臣动辄数万斤金的豪迈相比，已是云泥之别。
成都的将军府内，诸葛亮看着案几上那五百金，心中感慨万千。这五百金，在如今已是厚重的赏赐，代表着主公刘备的信任与器重。他想起史书上记载的西汉旧事，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归来，武帝赏赐黄金数十万斤，那是何等的气魄！而今，五百金已是殊荣。
“军师，主公召您议事。”门外传来士兵的通报。
诸葛亮收起思绪，起身前往。议事厅内，刘备正满面愁容地看着一堆残破的铜帐钩、铜器皿。
“孔明，你看，”刘备指着那些铜器，声音沙哑，“军中粮草尚可支撑，但铸造军饷铜钱，却极度缺铜。连这些帐钩、铜盆都得收集起来熔化重铸，真是窘迫啊！连铜都如此匮乏，更遑论黄金了。”
诸葛亮默然。他知道，黄金的匮乏，不仅仅是因为矿藏的减少，更是因为长期的战乱导致生产凋敝，经济崩溃。当一个王朝连维持基本货币流通的铜都难以保证时，曾经作为“准货币”流通的黄金，其身影自然也就更加罕见了。
汉代的黄金，就这样在“非货币”与“事实上的货币”之间摇摆，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世道的变迁。它曾是市井交易中的硬通货，是帝王赏赐功臣的厚礼，是权贵豪强炫富的资本，也曾是无数人铤而走险追逐的梦想。
从西汉初年的“国富民丰，府库充盈”，到东汉末年的“黄金匮乏，铜亦奇缺”，这小小的金属，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与无奈，最终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一个个引人深思的谜团与悖论。
长安城西市上那些关于黄金的交易与争论，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留下《汉书》《三国志》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供后人凭吊与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