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刁间，则更是善用奴婢之佼佼者。他收取那些“桀黠奴”，不仅不苛待，反而“善遇之”，放手让他们“逐鱼盐商贾之利”。这些奴婢凭借其聪明才智和经商能力，为主人“起富数千万”。刁间深知“宁爵毋刁”（意为“与其出外求官爵，不如在刁家为奴”）的道理，可见其麾下奴婢，若能力出众，其生活待遇与发展空间，或优于一般贫苦百姓。
西汉名臣张安世，身为富平侯，食邑万户，其家“夫人自纺织，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这七百家童，显然并非仅从事粗笨杂役，而是各有专精，从事着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生产，其产品或自用，或入市交易，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家庭手工业经济体。正是这种“夫人纺织，家童作技”的模式，使得张安世家族不仅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实力亦十分雄厚。
樊宏经营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此“各得其宜”四字，道破了管理奴婢的关键。根据奴婢各自的能力、特长，分配适宜的工作，不仅能提高效率，亦能让奴婢各安其职，减少怨怼。如此，方能“财利岁倍”，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对奴婢“课役”的精细化管理，反映了当时豪强地主在经营上的成熟与智慧，也从侧面说明，奴婢并非纯粹的被动压榨对象，其劳动积极性与技能发挥，直接关系到主人的收益。
因此，所谓“待遇优”，并非指奴婢拥有与良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而是相较于后世某些朝代的奴婢，或相较于两汉时期赤贫无助、朝不保夕的流民而言，一些经营有方、家境富裕的主人，为了保证生产的持续与高效，会给予奴婢基本的衣食保障，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如奴婢表现突出、身怀绝技，或会获得一定的奖赏、改善待遇，乃至极少数情况下有被释放为庶民的可能。例如，高帝刘邦曾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虽此诏令未必能彻底执行，但也表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奴婢身份存在转化的可能性。
当然，奴婢的“待遇”，全然系于主人的品行与家道。若遇刻薄寡恩或家道中落之主，奴婢的生活便可能陷入困顿，甚至遭受虐待。如《王莽传》所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或将良人掠为奴婢，其境遇自然凄惨。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此类奴婢的命运，亦不难想见。
总而言之，两汉奴婢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是主人的财产，身份卑微；但其劳动却广泛分布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是支撑汉代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
其“待遇”因主人、行业、地域而异，既有“课役童隶，各得其宜”的有序管理与相对稳定的生存，也有“略卖良人”的悲惨与无奈。他们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两汉时期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也映照着帝国经济肌体的活力与韧性。理解两汉奴婢的状况，对于深入把握汉代经济思想与社会形态，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