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屯田的巨大成功，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激起了层层涟漪。吴、蜀两国见状，亦纷纷效仿，试图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这一成功模式，以增强国力，与曹魏抗衡。一时间，屯田之风，在三国并立的格局下，竟蔚然成风。
曹魏的屯田政策，在邓艾等人的推动下，已然发展得颇为全面。它不再局限于中央直接掌控的区域或烽火连天的前线，即便是在相对安定的后方，如关中（陕西）之地，亦广开屯田。凡有流亡之民聚集耕种之处，朝廷便会派遣一名屯田都尉前往管理，督导农桑，恢复生产。这种由点到面，遍及全国的屯田网络，构成了曹魏政权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
然而，任何制度的背后，都潜藏着其固有的矛盾与隐患。邓艾的淮上屯田，亦是如此。
追溯历史，春秋时期，作战者多为贵族；汉代实行征兵制，作战者为负有兵役义务的平民百姓。而今，曹魏的军屯，则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景象：由军队士兵种田，而非农民当兵。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多在战争前线区域，乃是历经战火洗礼后的无主荒田。这些田地，名义上属于国家政府，人民并无私有土地权；而辛勤劳作的收获物，也尽数归于军队，而非属于耕种的士兵私人。
于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便浮现出来：
从社会法律层面而言，这些士兵，更像是国家的依附人口，他们缺乏普通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其身份更接近于一种特殊的“军户”。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则更为尖锐：耕种者（士兵）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更没有对劳动成果的自由支配权。他们如同勤劳的耕牛，却不能自主享用自己耕耘的果实。这不禁让人想起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将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王田制”，最终导致“耕者无其地”的困境。如今，曹魏的军屯，虽然在形式和目的上与王莽的改革大相径庭，但其在“田地属于政府，种者无所有权”这一点上，却有着某种相似的困境，可谓“耕者有其劳，而无其地，亦无其果”。
这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乱频仍、急需集中资源以应对危机之时，无疑展现了其强大的效率和生命力，邓艾的成功便是明证。它能够迅速集结人力物力，恢复生产，保障供应，稳定政权。然而，当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当个体对私有财产的渴望日益增长，这种“种者无所有权”的模式，其内在的激励机制不足、压抑个体积极性的弊端，便会逐渐暴露出来，成为社会发展新的阻碍。
邓艾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经济智慧，通过淮上屯田，为曹魏帝国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他本人也因此功绩卓着，后来更以骁勇多智，率军攻灭蜀汉，后主刘禅出降，邓艾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达到了个人功业的顶峰。
然而，当他站在权力之巅，回望那片他亲手耕耘出的淮上沃野时，不知是否会想到，他所创立的辉煌制度背后，那“耕者无其地”的隐忧，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新的变革与阵痛。魏晋时期的经济画卷，正因这些闪耀的智慧与深刻的矛盾，而显得愈发波澜壮阔，引人深思。
淮上的屯田歌，还在风中传唱，而历史的车轮，正裹挟着这些经济思想的火花与尘埃，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