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条文不可谓不细致，设计者们似乎想构建一个井然有序、各安其分的等级社会，既满足了官僚士族的利益，又试图将其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还能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编户齐民的数量。然而，历史的现实往往比纸面上的条文要复杂和残酷得多。
“徒法不足以自行”。西晋的品官占田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崩坏的种子。那看似明确的占田限额，在强大的官僚士族势力面前，很快就变得形同虚设。
考诸史籍，大官占田超过上述限额者，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晋书·王戎传》便记载，那位“竹林七贤”之一，后来官至司徒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一个“周遍天下”，其田产之广，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品官五十顷的上限不知多少倍。他的财富，不仅来自土地，还有“水碓”这种当时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其产业规模可见一斑。
又如，西州大姓，曾任强弩将军的庞宗，仅仅因为犯法而被没收的田地，就高达二百余顷！这已经是一品官合法限额的四倍。而这，恐怕还不是他全部的家产。一个强弩将军，其品阶未必能高到第一品，却能拥有如此惊人的田产，足以说明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彻底溃败。
这些例子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一旦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一旦制度本身就是为特权阶层服务，那么任何美好的条文都可能沦为空谈，甚至成为他们合法攫取利益的遮羞布。品官占田制，本意或许有“限”，但其对官僚阶层免税特权的赋予，以及对荫庇制度的滥用，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他们更大的贪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通过各种手段——合法的、半合法的乃至非法的——大肆兼并土地。
那些被“还田于民”的普通百姓，在这些拥有免税特权、佃客无数的大官豪强面前，其竞争力可想而知。他们的土地，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巧取豪夺。而国家的赋税来源，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官员及其荫庇的亲属、佃客的土地都免了税，沉重的负担便全部压在了那些无权无势、无法被荫庇的小自耕农身上。
如此一来，西晋王朝看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土地制度，试图恢复秩序，巩固统治。但其品官占田制，却像一把双刃剑，一面试图规范秩序，一面却又为土地兼并和社会不公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它所滋生的，不仅仅是官僚的腐败和贪婪，更是社会底层的绝望和整个国家经济基础的脆弱。
当“周遍天下”的园田水碓与啼饥号寒的流民形成鲜明对比时，当法律规定的占田限额被肆意践踏而无人追究时，这个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在其制度设计之初，就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品官占田制下涌动的暗流，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西晋帝国的根基，预示着它短暂统一之后，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而与之配套的“户调制”，又将在这风雨飘摇的帝国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