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偏安：东晋的田租、户调与“乐输”的破灭
建邺的宫阙，虽比不上洛阳的雄伟壮丽，却也在江南的烟雨中透露出几分偏安的繁华气象。然而，在这繁华的表象之下，东晋王朝自建立之初便面临着难以摆脱的财政困境。
自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司马睿于建康（建邺后改名）登基，勉强延续了晋朝国祚。但往昔大一统帝国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仅剩下半壁江山，以及一群惊慌失措、拖家带口从中州流亡而来的世家大族与平民百姓——史称“侨民”。
东晋初年，百废待兴，财政制度大体上仍沿袭西晋旧制。田租与户调作为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现实的困境很快便暴露无遗。北方来的世家豪族凭借其政治势力与社会地位，常常能获得免赋役的优待；而广袤南方土地上的土着豪强同样势力盘根错节，他们隐匿人口，逃避课税。如此一来，国家可控制的纳税户口与土地大幅减少，税收来源日益枯竭，国库空虚，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必须进行变革！”咸和五年（公元 330 年），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晋成帝司马衍在朝臣的极力劝谏下，决心对田租制度进行改革，颁布了“度田收租制”。
其核心原则是“丈量百姓田地，收取十分之一”，具体规定为每亩税米三升。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丈量土地，依据实际占有田亩数量来征收田租，从而增加税收来源，弥补因豪强隐匿人口和土地而流失的税收。
然而，理想固然美好，现实却十分残酷。“度田收租”的政令一经颁布，立刻遭到了南方世家豪族的强烈抵制。
他们有的隐匿田亩，有的贿赂官吏，有的公然违抗命令，使得度田工作困难重重，成效甚微。更有甚者，即便丈量出部分土地，收上来的租米也远远低于预期，反而因为触动了豪强的利益，导致田赋拖欠高达五十余万斛，国家财政状况愈发糟糕。
到晋哀帝时期，朝廷无奈之下，只得将田租标准由每亩三升减为二升。这看似体恤民情的举措，实则显得更为荒谬。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若按照“度田收租制”最初宣称的“取十分之一”，即每亩所收之税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那么若每亩税米仅为“三升”或“二升”，则意味着每亩总产量不过“三斗”或“二斗”，这在江南肥沃的土地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符合常理。
因此，史料中此处的“升”字，应为“斗”字之误。若以“亩收三斗”计算，则亩产三石，尚在合理范围之内。即便如此，在豪强大户的抵制与逃税行为下，国家的田租收入依旧陷入困境。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孝武帝司马曜时期。或许是“度田收租”面临的阻力实在太大，朝廷最终决定彻底废除这一制度，转而实行“按丁税米”之制。这一转变意味着国家不再执着于从难以掌控的土地数量上征税，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相对更容易统计的人丁。
初期 规定每丁需缴纳税米三斛，后来又增加至五石。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除正租之外，还需加收“禄米”二石，专门用于供给郡、县官的俸禄。如此一来，每丁需缴纳的租米竟高达七石。东晋的田租相较于前朝，无疑大幅加重。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王公豪族的荫户可免除课役，豪强大户肆意逃匿田租，致使国家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多地转嫁到普通自耕农身上。
对于居住在山地或荒僻之地的土着居民，以及尚未完全汉化的蛮夷部落，他们多以渔猎畜牧为生，没有蓄积的粮米。政府因地制宜，允许他们以马、牛、羊等牲口，或是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地方特产纳贡，以此补充国库用度。这虽属权宜之计，却也反映出东晋政府在财政汲取方面的灵活性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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