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八年的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凛冽，尤其对于那些被从江南水乡驱赶到淮水沿岸的“巧户”们而言。朔风卷着黄沙，打在他们单薄的衣衫上，如同武帝萧赜那道圣旨一般，冰冷而沉重。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批地方官吏对户籍与资产核查的奏报。武帝自登基以来，便以整饬吏治、澄清经济为己任，对于那些通过隐匿资产、虚报户籍以逃避赋役的“不诚实巧户”深恶痛绝。他认为，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国家赋税流失，也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
盛怒之下，武帝下令，将各地查得的此类巧户，不论主从，一律谪戍淮水沿岸，期限十年，以儆效尤。
旨意一下，朝野震动。那些平日里在乡里钻营取巧、自以为得计的富户们，此刻面如死灰。淮水沿岸，北接强魏，乃是边陲苦寒之地，十年戍守，形同流放，生还者寥寥。一时间，江南各地，尤其是会稽、吴郡等被查处巧户较多的地区，怨声载道。
百姓们私下议论，认为此举刑罚过重，毕竟并非谋逆大罪，何苦如此赶尽杀绝？更有甚者，一些原本安分守己的百姓，也因惧怕官吏在核查资产时罗织罪名，纷纷惶惶不可终日。
这份弥漫开来的怨气，如同冬日的浓雾，最终还是飘进了建康城，传入了武帝的耳中。萧赜毕竟不是昏聩之君，他为政以严苛着称，但也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他本意是想通过严厉手段打击贪腐和逃税，整顿经济秩序，但若因此激起民变，动摇国本，则得不偿失。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地方奏报，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民间的疾苦与不满，武帝紧锁的眉头渐渐松开，眼中闪过一丝悔意。
他意识到，自己这次确实是操之过急，失之严苛了。
沉吟再三，武帝最终下旨，撤回原议。圣旨中称，念及百姓生计，不忍其流离失所，特恩准所有因“不诚实”罪名而谪役边境者，即刻解除戍役，归回本土。
消息传来，那些已在途中或即将启程的巧户们，无不山呼万岁，喜极而泣。一场因经济整肃引发的政治风波，总算在武帝的及时调整下得以平息。
回顾武帝萧赜在位的十一个春秋，他确实在整饬吏治、减轻百姓负担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即位之初，他便敏锐地察觉到“修城钱”这类杂税给百姓带来的困扰，旋即下令免除。
永明六年，他又将矛头指向了一项由来已久的陋习——“送故钱”。
这项弊政，是州、郡、县官离任时，地方需向其摊派一笔钱作为补贴，最终还是转嫁到百姓头上。武帝毅然废除，大快人心。
到了永明十一年，他更是对赋税制度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废除了“三调”中的“杂调”。
所谓“三调”，据胡三省解释，指的是“调租”（即田租）、“调布”（即户调），此二者为正项赋税；而另一项便是“杂调”。这“杂调”包罗万象，正如《南齐书·虞玩之传》中所提及，不仅包括了上述已废除的“修城钱”（亦称逋城钱）和“送故钱”，还有诸如会稽地区因塘陂桥路损坏而需百姓承担的“塘役钱”，齐高帝建元元年为筹措军费而进行的“丁税一千”的摊派，以及为供给政府杂使的“滂役”等等。
总之，一切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多种摊派、实物征发乃至劳役，都可归入“杂调”的范畴，其名目之繁多，征收之苛酷，早已让百姓不堪重负。
武帝废除杂调，无疑是一项德政，极大地缓解了民间的经济压力。
然而，南齐的国祚并未因武帝的这些努力而长久。武帝之后的几位君主，大多乏善可陈，既无先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整顿经济的魄力与智慧。
到了南齐末年，君主荒淫无道，赋役征发无度，各种苛捐杂税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萧赜时期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力与民心，被挥霍殆尽，朝政日益腐败，已无善政可言。
就在南齐朝政日非之际，一位名叫萧衍的方镇统领正在崛起。他出身兰陵萧氏，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掌握了实权。
萧衍久在地方，深知南齐末年民生凋敝、百姓疾苦，对于齐末的种种弊政，尤其是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早有不满。及至关中起兵，攻入建康，取代南齐，登基为帝，是为梁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