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看似寻常的“竹”，因其“不但可作建筑材料及用品，亦可作弓箭兵器”，如制作箭矢、竹枪、盾牌等，也被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可见当时官府对战略资源控制之严密。这种全面的资源垄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手工业的活力，但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背景下，对于保障政权稳定和战争需求，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晋：统一与偏安下的机构沿革
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天下重归一统。短暂的和平为经济复苏带来了契机，官营工业机构也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完善。西晋时期，中央管理官营工业的核心机构依然是少府和卫尉。
少府作为传统的皇室手工业管理机构，其属下设多个部门，分工更为细致，分别掌管各类重要的工业机构。这些部门雇用了众多工匠，“百工技巧之作，皆归焉”。例如，少府之下有尚方令，“掌造御刀绶剑诸器物”，分为左、右尚方，其产品主要供应宫廷。还有御府令，掌宫内裁缝、织绶、染色等事。
卫尉则主要掌管器械、文物、守卫等，其属下的武库令，则负责兵器的制造、储存与管理，是国家军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大司农系统下仍掌有部分与民生相关的官营手工业，如冶铁、制盐等。西晋官营工业机构的设置，已颇具规模，分工也日趋专业化，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然而，好景不长，“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战火，再次将北方经济推向深渊。司马氏政权被迫渡江南迁，建立东晋。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国力远逊于西晋，财政亦捉襟见肘。反映在官营工业机构上，则是“官方工业机构已大为简省”。
“渡江后只设一尚方”，即将西晋时期的左、右尚方合并，不再细分，其职能也相应缩减，主要负责制造宫廷和部分军事急需的器物。这种简省，是时局所迫，也是王朝衰落的体现。
南朝：传承与演变中的百工之政
进入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更迭，官营工业机构的设置“大致与魏晋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略有演变。
刘宋王朝建立之初，“沿用晋制，设置左、右尚方令丞的官，以制造兵器”。这显然是对西晋制度的恢复，表明刘宋政权试图强化军备，稳定统治。
要知道，东晋时为简省已“仅设一尚方而已”。至宋武帝刘裕时，将东晋时的尚方改称右尚方，同时“另设左尚方”，分置左、右，各有侧重，左尚方多造上好器物，右尚方则造普通器物或兵器。至宋废帝（刘子业）时，又在右尚方之下设置“中署”，专门“主管织绶、亵衣、补浣等”宫廷杂用服饰的织造与缝补，其管理更为细致。
少府作为南朝官营手工业的核心管理机构，其下设有众多具体负责不同工种的部门。其中，东冶、南冶的设置尤为重要，“各设令丞以掌工徒鼓铸”。这表明南朝的冶铸业规模不小，且有分工，可能东冶以铸铜为主，南冶以铸铁为要，或各有侧重区域。
少府之下，亦设有“掌染之官”，如平准令下可能设有染署，负责宫廷及官用织物的染色；还有“土木之官”，如将作大匠，掌管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其下亦有众多工匠。此外，还有掌造酒的酒官、掌造漆器的漆官等，不一而足。
南齐、南梁、南陈基本沿袭宋制，只是在机构名称和官员设置上略有调整。梁朝时，官营手工业一度颇为兴盛，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官营作坊的规模和种类可能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器物也更为精美，如当时的青瓷烧制技术已相当成熟，部分官窑产品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魏晋南北朝的官营工业，就在这样分分合合、起起落落的历史进程中，艰难地维系和发展着。它们是中央政权控制力的体现，也是满足皇室奢华需求和国家军事、行政需要的保障。
尽管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正是这些官营手工业机构，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传承并发展了自秦汉以来的手工业技艺，为隋唐大一统时代手工业的空前繁荣，埋下了希望的火种。那些在官营作坊中默默劳作的工匠，或许未曾留下姓名，但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却已融入了这乱世之中，成为魏晋风度下，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百工之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