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朝的统治者们在长江以南维系着官手工业的传统模式时，北方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以及随后分裂而成的东魏、西魏，乃至北齐、北周，其官手工业的发展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既有对汉制的借鉴与吸收，也有自身制度的创新与调整。
北魏初期，百废待兴，在官手工业管理上，多“沿用南朝旧制”，设立少府，以统辖各类手工制作事宜。这体现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先进文化与管理制度的学习。
随着拓跋氏逐渐深入汉化，制度建设亦日趋完善。至孝文帝元宏推行一系列改革，“改定百官”，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将“少府”改称“太府”。一字之易，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意味着其职能的调整与地位的提升。太府寺的设立，使得官手工业的管理更趋集中与规范，为后世北朝官制所效仿。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东魏为北齐所代。北齐“大致上亦依照北魏官制”，在官手工业管理方面，同样设立太府寺。《隋书·百官志》曾明确记载北齐太府寺的职掌：“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这短短数字，道尽了其核心功能——不仅要管理国家的金帛财货，更要负责各类器物的营造制作。其下机构设置尤为详备，设有左、中、右三尚方。
左尚方主管乐器制作，中尚方则掌丝局、绌绫（精细的绫织物）之属，右尚方或许更侧重于其他器物的打造。此外，染署及各类矿冶局亦在其统领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北齐的太府寺权力颇大，“亦统领各郡县的官府作坊及矿冶”，这使得中央对地方官手工业的控制更为直接和有力，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分明、统属有序的官手工业管理体系。
与北齐隔河对峙的北周，虽同为鲜卑政权（宇文氏），其官手工业组织亦“甚为齐备”。北周设有织染、冶铸、城郭宫室、木工、军器等专门的制作机构，分工明确，体系完整。这表明北周在官手工业的组织管理上，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无论是精美的织染品，锐利的军器，还是宏伟的宫室建筑，都离不开这些机构的高效运作。北周官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其军事与统治的需求，也为后来隋朝统一后官制的整合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至此，南北朝时期的官手工业制度脉络已然清晰。南朝（宋、齐、梁、陈）一脉相承，大体沿袭汉晋旧制，以少府（或后期可能因时而易名，但职能类似）为核心，统领中央各手工业机构，并在地方遍设作坊，形成了稳定而庞大的体系。北朝则从初期的借鉴，到孝文帝改革后的“太府”之设，再到北齐、北周的进一步完善与细化，走出了一条既学习汉文化，又融入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南北双方，虽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冲突，但在官手工业的发展上，却都展现出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和对生产管理的精细追求。它们如同两条平行流淌的河流，各自奔腾，却又在某些方面遥相呼应，共同塑造着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的面貌，并为即将到来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在官手工业制度与技术传承上，积蓄着力量。江南的丝织技艺，北方的矿冶经验，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交汇融合，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