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织锦之盛，非一日之功。
其地气候温润，宜于蚕桑，自古便有植桑养蚕、缫丝织锦之传统。
至秦汉，蜀锦已渐有名气，然真正名震天下，成为“蜀锦多产闻名全国”之局面，则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动荡与融合并存的时代。
自刘焉、刘璋父子据蜀，便对本地织锦业多有扶持。
至刘备入蜀，建立蜀汉，诸葛亮以丞相之尊，更是深知蜀锦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他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此言非虚。
蜀汉偏居一隅，北有曹魏，东有孙吴，军国开支浩大，而蜀锦便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与贸易筹码。
诸葛亮不仅在政策上鼓励织锦，甚至亲自参与推广先进的织锦技法，据说他曾在成都城南设立“锦官城”，专司管理蜀锦的生产与贸易。
城中“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一派繁忙景象。
那些织出的锦缎，“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色彩艳丽如霞，图案精美绝伦，既有山水人物，亦有鸟兽虫鱼，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魏文帝曹丕曾着文贬抑蜀锦，称其“虚有其名”，然其行动却暴露了真实想法——“吾前遣人到蜀买锦”。
这不仅是个人喜好，更反映了蜀锦在北方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孙吴与蜀汉虽时有战事，却也常以大宗物资交换蜀锦，吴地贵族对蜀锦的追捧亦不逊于魏。
一时间，蜀地织锦通过栈道、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往魏、吴及西南夷地区，甚至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乃至更远。“黄润比筒，赢金所过”，形容的便是上等蜀锦（黄润）价值连城，运输蜀锦的商队所过之处，仿佛都带着黄金的光芒。
西晋灭蜀之后，并未摧毁这一宝贵的产业，反而因其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加以利用。宫廷之中，蜀锦仍是皇家御用之物，贵族豪门亦以穿着蜀锦为荣。左思作《蜀都赋》，盛赞成都“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正是对当时蜀锦生产规模与技艺的生动描绘。
至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蜀地虽偶有战乱，但织锦的传统从未中断。技艺精湛的织工们在动荡中坚守，甚至将技艺带到了南方其他地区，使得蜀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此时的蜀锦，已不仅仅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承载着蜀地人民的智慧与汗水，见证了朝代的兴替与文化的交融。官府经营的大型作坊与民间遍布的家庭织机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蜀锦多产闻名全国”的辉煌。
二、纺织工业改进。
北朝时期，纺织业作为“母亲工业”，在屯田经济的支持下逐步恢复。军屯、民屯广泛种植桑麻，为纺织提供了充足原料。官营作坊与民间织户并存，技术不断革新，绫、绢、布等产品不仅满足军需民用，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
北周更设“司织”之官，规范织造标准，推动生产规模化。这种以农业为基础、手工业协同发展的模式，与“尽地利”思想一脉相承，既增强国力，也为隋唐时期纺织业的繁荣奠定根基。
正如《周书·苏绰传》所言：“地利既尽，则国富；国富，则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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