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齐一度推行“器物免用黄金”的政策，试图从制度层面减少黄金在日常器物上的过度消耗，将其价值从浮华的装饰拉回到更为实用的层面，尽管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相当有限，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追求奢华的社会风气难以一蹴而就地改变。
高帝的个人意愿与局部政策，并未能阻挡黄金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这一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中外交流的空前繁荣，一些西域国家如大月氏、安息，乃至更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以及南方的南天竺、扶南等国，均有重视使用金银作为货币或支付手段的传统。
这种国际间的贸易习惯，深刻影响了与这些国家交往最为密切的中国交州（今越南北部及中国广西部分地区）、广州（今中国广东及周边地区）地区。
《隋书·食货志》中明确记载：“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
这段史料清晰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境内货币流通的地域差异。在经济发达的中原及江南核心区域，铜钱仍是主要的流通手段；而在偏远的州郡，则仍以传统的谷帛交易为主；唯独在交、广地区，由于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贸易极为发达，受域外贸易伙伴使用金银习惯的影响，竟形成了“全以金银为货”的独特现象。
这种“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的局面，对当时黄金的开发及黄金制品手工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一方面，为了满足对外贸易对金银货币的需求，刺激了对金矿的开采与冶炼；另一方面，大量的金银在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一部分自然会转化为各种精美的金饰和器皿，既服务于当地权贵富豪的生活，也可能作为高档商品销往海外。
同时，这种以金银为主要货币的商业环境，也使得该地区的金饰匠人们更具市场意识，他们的产品不仅要美观，其重量、成色也往往成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从而使得金饰在装饰功能之外，其货币属性得到了更为直接和充分的体现。
因此，尽管南齐高帝有“黄金与土同价”的理想和“器物免用黄金”的政令，但在广袤的国土上，尤其是在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黄金因其固有的稀缺性、稳定性和国际认可度，其货币功能依然顽强地展现着，并与日益精湛的制作工艺相辅相成，共同谱写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黄金的多重角色与传奇。
交、广地区的繁荣与金银货币的普遍使用，如同一扇窗口，向我们展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黄金在其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反过来促进了黄金开采、冶炼及制作工艺的持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