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铸业中，一些大型寺院拥有自己的冶铸作坊，能够铸造佛像、钟磬等法器，技艺十分精湛。建筑业更是佛寺的优势所在，大规模的建寺造像活动培养了大量优秀工匠，他们不仅负责建造寺院本身，有时还会承接外界工程。
此外，还有木器加工、陶瓷制作、食品加工（如制作豆腐、酿酒等）等，门类丰富多样，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领域。这些手工业产品，首先满足寺院内部的消耗，剩余部分则投入市场，用以换取货币或其他必需品。
商业活动同样是佛寺经济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佛寺，自然会涉足商业领域。一些大寺院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开设“邸店”，经营仓储、住宿、贸易等业务，利润颇为丰厚。
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货币进行放贷，即所谓的“寺库质贷”或“长生库”。信众可以将衣物、首饰等物品抵押给寺院以换取现金，到期偿还本息。
这种借贷业务，不仅服务了社会，也为寺院带来了可观的利息收入。
此外，寺院还通过举办佛事活动，如“无遮大会”“盂兰盆会”等，吸引大量信徒。届时会有香烛、供品等商品售卖，形成临时的集市，寺院也能从中获取收益。
佛寺还通过接受信徒的常年布施和临时性供养来获取财富。
信徒的布施，或为金钱，或为实物，源源不断。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佛事节日或寺院的庆典活动中，捐献更为丰厚。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每次都由朝廷大臣用巨额钱财将其“赎”回，这些钱财自然也流入了寺院的囊中。
为了管理庞大且复杂的经济事务，较大的寺院通常会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例如，“寺主”总揽寺务，“维那”掌管僧众威仪，“典座”负责饮食起居和寺产管理等。
他们制定规章制度，核算收支，从而使寺院经济能够有序运转。
就这样，以土地经营为基础，辅以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布施，南朝的佛寺经济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内部循环系统。
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衣物可以自行织造，器皿能够自行打造，蔬菜瓜果四季常新，甚至还有能力进行放贷和贸易。
这种高度的经济自足，不仅保障了僧众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的顺利开展，也让佛寺在动荡的社会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
佛寺经济的强盛，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信徒，形成了“宗教兴盛—经济壮大—宗教更兴盛”的良性（或在世俗政权看来具有挑战性的）循环。
然而，佛寺经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大量土地和人口被寺院占有，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加剧了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这一切皆为后世灭佛运动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佛寺经济的自足与繁荣，无疑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中一道独特且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它对中国经济思想、社会生活乃至文化艺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