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众多，资费日益增多；吏卒翻倍，租调逐年减少；民少官多，恰似十羊九牧。琴有改弦更张的道理，瑟无胶柱鼓瑟的做法。如今保留重要的，去除闲散的，合并小的，扩大大的，国家就不会亏损粟帛，选举也更容易获得贤才。陛下深以为然，于是废除天下诸郡，以州统辖县。这一举措，看似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实则影响极为深远啊！”
高颎轻抚胡须沉吟道：“废除郡制，节省了多少官吏？减少了多少俸禄支出？又减少了多少不必要的行政盘剥？
这确实是‘节流’的重要环节，也是吏治清明的前提。柳彧后来奏请罢免河北52州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若不是机构精简、层级减少，监察也难以如此高效。”
“不仅如此！”长孙平向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压得更低了些，“仆射可曾想过，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盘踞州郡，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称之为荫户。这些荫户，不向国家缴纳租调，不服国家徭役，其赋役都归私家所有。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少，赋税徭役的来源自然就匮乏。”
高颎眼中闪过一丝恍然大悟：“长孙公的意思是……隋代的富强，不仅在于轻赋，更在于‘实户’？”
“正是！”长孙平重重地点了点头，“宇文泰、苏绰在西魏、北周时期，便已开始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试图打破门阀壁垒，将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
苏绰撰写《六条诏书》，其核心便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均赋役的前提，便是‘尽地利’和掌握真实的户口。
我大隋代周之后，文帝陛下继承并弘扬了这些政策。”
他站起身，在书房内踱步了几步，语气愈发肯定：“陛下即位之初，便下令大索貌阅，让州县官吏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相貌逐一核对，查出了大量隐漏人口。
随后，又采纳宰相高颎的建议，推行‘输籍定样’之法，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发到各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下乡，依照标准评定户等，作为征收租调、差派徭役的依据。如此一来，地方豪强再也无法随意隐瞒户口、降低户等、逃避赋役了。”
高颎接口称：“‘大索貌阅’之举，查检出的隐匿人口多达数百万；‘输籍定样’之策，则让那些原本依附于豪强的‘浮客’，看到了成为国家编户、承担相对较轻且稳定赋役的益处，纷纷脱离豪强，成为国家的编民。
如此一来，国家掌控的户口数量急剧增加，直接促使赋税收入大幅增长。即便税率有所降低，如‘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力役减为二十日，但税基扩大了数倍，总体收入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长孙平停下脚步，神色复杂地望着高颎：“仆射，这便是你我都心照不宣，却又不便在朝堂之上过度宣扬的‘隋代致富’之深层缘由啊！轻徭薄赋是‘因’，但倘若没有括户和定样带来的编户齐民数量的空前增长，在轻徭薄赋的政策下，国家财政如何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开支，又如何能够积累起如此巨额的财富？”
高颎陷入了沉默。他忆起平陈之后，对南方士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重新登记造册时遭遇的阻力；忆起推行“输籍定样”时，那些地方豪强怨恨的目光。
这“国富”的背后，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空前增强，是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无论是旧的门阀还是新的豪强）的彻底胜利。社会阶级的消融，并非意味着人人平等，而是指魏晋以来那种“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森严等级壁垒被打破，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行政和经济体系之中。
“所以，”长孙平回到座位上，端起茶杯，却并未饮用，“陛下轻徭薄赋，既是藏富于民的仁政，也是取信于民的策略。而通过整顿吏治、改革户籍、强化中央集权，将隐匿的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掌控，则是取财有途的智慧。一仁一智，内外结合，才有了今日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以及京都及并州‘布帛各数千万’的繁荣景象。”
高颎叹了口气：“长孙公所言，切中要害。只是，这‘编户齐民’数量的增加，固然充实了国库，但也……”他欲言又止。
“但也让百姓的负担，在‘轻徭薄赋’的表象之下，变得更为直接和沉重了，是吗？”长孙平替他说出了后半句，“表面上看，调绢减少了，力役缩短了，租额也不高。
但以前，许多人是豪强的荫户，虽遭受盘剥，却也能逃避国家的部分赋役。如今，他们都成了国家的编民，轻赋是相对于北周、北齐的重赋而言，更是相对于豪强的无度索取而言。但户均三石的义仓积粮，加上正租、调绢、力役，对于一个五口之家，尤其是在年景并非十分丰饶的时候，压力依然不小啊。”
这正是长孙平的隐忧。义仓的粮食，名义上是 “劝课”本为自愿捐献之举，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官吏为求政绩，难免会出现摊派的情况，使得“劝课”沦为“强制”行为。社司负责管理义仓，时日一久，难保不会出现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现象。账面上显示“户均三石”，其背后或许是一些小户人家节衣缩食的奉献。
高颎目光深邃，说道：“文帝陛下生性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这句话虽出自后世（指唐太宗）之口，但并非毫无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