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隆重。朱雀大街两侧的榆柳新绿初绽，晨雾尚未散尽时，东西两市的幌子已迎着微风摇晃。户部侍郎苏颋踏着朝露走进官署，案头堆叠的各地账册还带着油墨香——那是刚从各州递解上来的，正待勾核汇总。
侍郎，这是陇右道的人丁册。书吏将一叠黄麻纸账册捧上，指尖沾着的朱砂在纸页边缘留下细碎红点。
苏颋翻开最上面一本，泾州安定乡的账目跃入眼帘：户三百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六，其中丁男四百三十一，中男二百一十四...墨迹淋漓处，仿佛能看见乡吏握笔时微微颤抖的手腕。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
苏颋抬头，见几个衣饰簇新的波斯商人正牵着骆驼走过，驼铃叮咚与市坊的叫卖声交织成网。
他想起去年巡视关内道时，在同州农庄遇见的老农王二牛。
那老汉攥着官府授田的文书，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小人十八岁得田一顷，如今四十有五，家里六口人，纳租二石，调绢二丈，服过两次庸役——这日子，做梦都能笑醒！
侍郎请看。度支郎中崔沔轻叩案几，将算筹在青石板上摆出纵横交错的算式，去年全国授田数较前年增了三千顷，但畿辅地区的退田数也多了些。
他指向账册某处朱批：这是华州报来的，有丁男六十三人年满六十，交还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
苏颋指尖划过永业田三字，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恩师刘知几讲的故事。
武则天长安年间，洛阳有个叫李三的佃农，因无田缴纳口赋，竟要卖掉八岁的女儿。
那时租庸调制尚未在河南道完全推行，多少流民如蓬草般在荒野迁徙。
而今他案头的账册里，每一笔的记录，都像是在给历史缝补裂痕。
崔郎中，你说这租庸调，当真如前朝杜佑公所言，是三代以来最好的制度？苏颋忽然问道。案头的青铜漏刻正滴答作响，水珠坠入盂中的声音，竟与二十年前太学讲堂的晨钟隐隐重合。
崔沔放下算筹，从书架取下泛黄的《通典》：杜公说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三事分立，恰似鼎之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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