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里，宰相元载正拿着一份《括户疏》拍案而起。这位刚从江淮巡查回来的宰相，此刻满脸通红：江南东道！竟有七万户人家从账册上消失了！不是逃亡，是被地方官了！他将疏文甩在案上，墨迹淋漓的数字刺痛了每个人的眼：苏州嘉兴县，在册丁口三万七千，实际勘验不足两万！那些消失的丁口，都成了豪强的！
苏晋的心沉了下去。，就是依附于权贵的隐户。他们不再向朝廷缴纳租庸调，转而给豪强当佃户，只需缴纳半数的收成。去年冬天，他去相王府拜年，亲眼看见王府长史拿着账簿清点，那上面记载的佃户竟有三百余人，可在长安县的户口册上，这些人早已是逃亡除名。
元相莫急。户部尚书刘晏慢悠悠地呷了口茶，景云年间，宇文融括户得八十万，如今不过七万户，算不得什么。苏晋却知道，刘晏这话是自欺欺人。开元盛世时，全国有九百万户，如今账面只剩六百万，可各州报上来的却不足五十万。那消失的两百多万户，去哪儿了？
答案就藏在韦宙的江陵庄园里。苏晋去年奉旨巡查荆南，亲眼看见那片连绵四十里的稻田。庄园的管事得意洋洋地告诉他，韦家的佃户永不输官——他们的名字从不在朝廷账册上，却要把七成收成交给韦家。更可怕的是，这些佃户还带着朝廷分配的永业田投靠豪强。按照租庸调制，永业田本是身死则还官，可如今，百姓竟把朝廷的田地当成了投靠豪强的投名状。
诸位大人可知，如今一尺绢要卖四百文？刘晏忽然放下茶盏，语气凝重，贞观年间，一匹绢才二百文。不是蚕桑减产，是租庸调收不上来了！他展开一幅《天下庸调图》，红色的线条像血一样刺眼：河北道的庸调绢，十年间减少了六成；河南道的粟米，今年只收上来三成。
苏晋忽然想起沙州账册上那个王二狗。也许，那个没有左颊痣的男人，此刻正在某个豪强的庄园里挥汗如雨。他不再需要向朝廷申报户口，不再需要每年八月去县里，甚至不用缴纳那二石粟米的、二丈绢的。他只需要把地里的收成扛到主人的粮仓，就能换来活下去的机会。
暮色渐浓时，苏晋回到户部衙署。书吏们正准备封柜，案头还摊着那份沙州账册。风吹过窗棂，卷起纸页哗哗作响，仿佛无数个王二狗在黑暗中低语。他忽然明白，租庸调制的崩坏，从来不是因为某个人的贪婪，也不是因为某次战乱的冲击。当账册上的名字变成可以买卖的数字，当朝廷的律法抵不过豪强的契约，当百姓宁愿做隐户也不愿做编民——这个曾经支撑起盛唐繁华的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远处的宫城传来暮鼓声，苏晋提笔在账册上写下二字。可他知道，这两个字再也换不回那些消失的丁口，就像长安街头的枯叶，再也回不到枝头。窗外，最后一缕阳光掠过太极宫的鸱吻，将那座辉煌的宫殿染成了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