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利钱：盛唐官禄的别样图景
长安城的暮春，总裹挟着慵懒而繁华的气息。平康坊的酒旗在微风中摇曳，西市的胡商正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话讨价还价，皇城深处的尚书省户部，却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与纸张特有的干燥气息。
苏廉坐在靠窗的案几前，手里捧着一卷刚从秘阁借来的《唐六典》，眉头微蹙。窗外的阳光透过雕花木棂，在书页上投下斑驳光影，也照亮了他略带困惑的脸庞。他来长安已有数月，从最初的懵懂新奇，到如今逐渐沉入这帝国经济的深海，越是探究，越觉得其中门道万千，非一时一日所能穷尽。
“苏兄，又在钻研什么？看你愁眉不展的，莫不是被这长安城的繁花迷了眼，连书都读不进去了？”一个略带戏谑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苏廉抬头，见是同在户部历练的同僚李涵。李涵出身京兆望族，对长安官场的掌故轶闻了如指掌，平日里没少点拨苏廉。
“原来是李兄，”苏廉放下书卷，苦笑道，“我正看这‘职分田’与‘公廨田’的记载，有些地方不甚了了，故而走神。”
李涵踱步过来，瞥了一眼案上的《唐六典》，笑道：“这有何难？咱们大唐官员的俸禄，可不止那点粟米布帛。这职分田和公廨田，便是其中的大头，也是颇为有趣的一环。”
他拉过一张胡凳坐下，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呷了一口，才缓缓道来：“苏兄初来乍到，有所不知。我朝官员俸禄名堂甚多，除了授给百姓、官员亦可依品级分得的永业田、口分田之外，专为官员俸禄及衙门开支设置的，便是这职分田与公廨田了。”
苏廉精神一振：“愿闻其详。”
“先说这职分田，”李涵清了清嗓子，仿佛在户部大堂应对上官询问一般，“此田本就是百官俸禄的一部分。想当年高祖武德年间百废待兴，国库空虚，百官俸禄竟一度全赖职分田，不发钱帛。田租所入，便是官俸。”
“哦？竟有此事？”苏廉惊讶道，“那这职分田的租额想必不低？”
李涵摇了摇头：“倒也未必。按制，职分田交由农户耕种，政府收取地租，租额每亩最多六斗。若能切实执行，这租子不算太重，农户尚有余力。只是……”他话锋一转，“这职分田在我朝也是时废时置，颇不稳定。”
苏廉追问道：“此话怎讲？”
“就说本朝开元十八年，”李涵伸出手指，“陛下曾下令‘依旧给京官职田’。这‘依旧’二字，便说明此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京官是没有职分田的。不过总体而言，还是给的时候多，停罢的时候少。毕竟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轻易动不得。”他顿了顿又道，“试想若无此田租收入，单靠那点俸料钱，京官们怕是难以维持体面。”
苏廉点了点头，心中默默盘算：六斗每亩，若一个五品官有职分田二百亩（唐代职分田制度中，京官五品确有二百亩左右），一年便是一百二十石粟米，这对于官员一家的口粮而言，确是不小的补充。
“那这公廨田，又作何解？”苏廉将话题引向另一个重点。
“公廨田嘛，”李涵放下茶盏，语气变得严肃了些，“‘公廨’即衙门之意。顾名思义，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是用来维持各级政府机构办公费用的。小到一个下县的县衙，大到京兆府、河南府，乃至中央的司农寺、殿中省，都有份例。”
“竟有如此细致的划分？”苏廉好奇道。
“那是自然。”李涵得意地扬了扬眉，仿佛这些数字都刻在他脑子里，“《唐六典》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凡天下诸州公廨田，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官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
他如数家珍，语速渐快：“不止州县，就连各镇、冶炼铜铁的诸冶监、管理粮仓的诸仓监也有份。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如此等等，各级官府，乃至一些专门机构，都按等级分得公廨田，只是数目多寡不同罢了。”
苏廉听得咋舌，他原以为只有州县设有此类公田，没想到连管理畜牧、竹林、关隘的机构都有，可见朝廷对此的重视。
“这还只是地方上的，”李涵继续说道，“京中各司的公廨田，更是有详细定例，杜佑先生的《通典》里便有记载。”
他略一沉吟，模仿老儒讲学的口吻念道：“‘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户部各十五顷……’”
苏廉心中一动——自己所在的户部，竟也有十五顷之多。十五顷便是一千五百亩，这田租收入，对于一个部门的开支来说，想必不是小数目。
“……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李涵仍在继续，“再往下，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直到提到“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才停下。
“你看，”李涵端起茶盏润了润喉咙，“各机构分得公廨田的多少，并非完全以重要性而论，更多是依日常开支是否庞大而定。比如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开销巨大，故得田最多；殿中省掌乘舆服御，少府监掌百工技巧，开支亦不小。”
苏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倒是颇为务实的做法。”
“可不是嘛，”李涵笑道，“说起来，公廨田也并非我朝首创，前朝便有先例。想那东晋陶渊明先生，曾任彭泽县令时，县里也分给他公田。陶先生嗜酒，便下令种秫稻——也就是可酿酒的黏高粱，后来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还提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可见我大唐的公廨田，亦是承袭前朝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