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廉心中了然：这宝昌号果然也在经营官府的公廨钱业务。他瞥见账房先生手边一本厚厚的账簿，封面上写着“宝昌号·官本借贷流水账”。虽看不清具体内容，但能想象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本金、利息、借贷人、抵押物与期限。
离开宝昌号后，苏廉又走访了几家或明或暗与公廨钱有关的商铺、邸店，甚至去了城东一处由京兆府直接管理的“公廨邸”——那是官府直营的货栈与旅馆，兼营仓储放贷。一路观察下来，他对这公廨钱体系的运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城到州县，各级官府都掌握着一笔或大或小的公廨本钱。这笔钱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视情况需要随时增拨”。苏廉记得去年玄宗皇帝计划东巡，自长安至山东，沿途各州府迎驾的浩大开销，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临时从户部度支司增拨的公廨钱。州县拿到这笔钱后，或直接用于采买物资、修缮道路宫室，或转借给当地商人，让他们负责供应皇室所需，从中收取利息以弥补开销。
还有鸿胪寺，负责接待四方藩夷使节。那些“藩夷赐宴”动辄数十上百人的规模，珍馐美酒、歌舞百戏，花费巨大。这些钱很多时候也是从度支司申请增拨的“料钱”（即公廨钱的一种），由鸿胪寺的捉钱令史们想办法“放利”筹集。他们可能把钱借给与蕃商有贸易往来的牙行，或者直接投资一些与外事接待相关的商业活动。
苏廉登上西市附近的一座酒楼，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些酒菜继续思索：这公廨钱制度，以官料资本开展特殊投资，政府出资金，派人（捉钱令史）经营以收取利息，以此作为行政费用。政府不理会捉钱令史的经营盈亏，只要求定额利息。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弥补了赋税收入在行政开支上的不足，尤其为皇帝行幸、藩夷赐宴等临时性、突发性的大额支出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来源。
他粗略估算：若以京畿地区为例，大小官署不下百个，每个官署的公廨本钱从数万贯到数十万贯不等。若统计全国各州府的公廨钱，数目无疑相当巨大；而每年产生的利息更是惊人。账册记载，仅开元初年，全国公廨钱年利息便逾百万贯！这笔钱，支撑了多少官员俸禄、衙门修缮、公文传递与迎来送往？
然而，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与深层次问题。月息七分的压力巨大，即便商业活跃如盛唐，也并非所有行业、所有商人都能承受如此重的利息。只有周转快、利润高的行业——如丝绸、茶叶、香料贸易，或是典当、高利贷本身——才能消化。这无形中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也使得一些捉钱令史为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
苏廉正思忖间，邻桌传来一阵喧哗。几个衣着光鲜的公子哥正在高谈阔论，其中一人唾沫横飞地说道：“你们知道吗？昨天郭令公府上设宴，那才叫气派！光是一道‘驼峰炙’，就用了三只西域进贡的骆驼！还有那‘金齑玉脍’，用的是东海捕来的最新鲜的鲈鱼，配上江南运来的莼菜，调以名贵酱料，一口下去鲜美得能把舌头吞下去！”
另一人接口道：“我也听说了，郭令公那一餐据说花费了足足十万钱！我的天，十万钱啊！够我们寻常百姓家吃上十几年了！”
“嘿，谁让人家是汾阳郡王、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呢？连皇帝都倚重……”他，十万钱一餐，算得了什么？再说如今这长安城里，谁不讲究个排场？上个月吏部侍郎家嫁女儿，排场比这还大呢！”
苏廉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郭子仪一饭十万钱……他想起刚才在宝昌号外听到的那个借二百文应急的汉子，想起那些为缴纳七分月息而焦头烂额的小商人。这巨大的反差，像一根针，轻轻刺了他一下。
唐代社会经济确实活泼畅旺，国力强盛，长安城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但这繁华之下，也隐藏着奢靡之风的盛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一部分人凭借权力、财富或运气，过着一饭十万钱的奢华生活；另一部分人，则在苛捐杂税与高昂利息下苦苦挣扎。
他又想到近期的一些政策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统治经验的积累，朝廷也意识到高利率的弊端。开元年间，玄宗皇帝便曾下旨调整利率，规定私质利息不得超过四分，官质利息不得超过五分。这相较于唐初的七分，已有明显降低。到会昌年间，武宗皇帝更是进一步规定，无论公私，利息皆按四分利计算。这说明，朝廷也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公廨钱的利息制度，试图在保证官府收入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
从月息七分，到官质五分、私质四分，再到后来的统一四分利，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反映了唐代经济政策的演变与统治者对商业规律、社会矛盾认识的深化。降低利率，虽然可能暂时减少官府的利息收入，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减轻商人负担，促进商业健康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因高息盘剥引发的社会矛盾。
夕阳西下，将长安城的轮廓染上一层温暖的金色。苏廉付了酒钱，走出酒楼。街上的行人依旧熙熙攘攘，商业的活力丝毫未减。他抬头望向远处巍峨的宫城，心中感慨万千。这公廨钱，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曾是支撑唐王朝行政机器高效运转的“润滑剂”，也曾是滋养腐败、加剧不公的“温床”。它的利息从七分递减到四分，看似微小的调整，背后却是无数现实的考量与博弈。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登上轺车，对老仆说：“回府吧。”
车内，苏廉重新拿起那份账册。上面的数字仿佛活了过来，与他今日所见所闻交织在一起。他知道，关于公廨钱的故事，关于大唐经济的脉动，还远未结束。而他，作为户部的一员，或许未来也将参与到这些数字的调整与政策的制定之中。这条路，显然并不轻松。轺车缓缓驶离西市，融入长安傍晚的车流与人潮之中，只留下那本账册在苏廉膝上，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整个王朝的重量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