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樯万里：唐宋市舶司与海洋经济的勃兴
（一） 市舶使的紫袍与象牙秤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的广州，南海的季风裹挟着咸腥的湿热，吹拂着珠江口鳞次栉比的帆樯。夕阳下，一只巨大的“蕃舶”正缓缓驶入黄埔古港，乌黑的船身吃水极深，桅杆如林，顶端飘扬着五彩斑斓的异国旗帜。甲板上，皮肤黝黑的昆仑奴正忙碌地整理着货舱，香料、象牙、犀角的奇异芬芳远远飘散，引得码头上的孩童们追逐嬉闹。
码头尽头，一座崭新的官署拔地而起，飞檐翘角，门前两尊石狮威严矗立。朱漆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崭新的匾额，上书三个苍劲有力的金字——“市舶使司”。
新任市舶使周庆立，身着从三品的紫袍，腰系金鱼袋，正站在官署前的高台上，手持一支精致的象牙秤，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缓缓靠岸的蕃舶。他身后，是数十名身着青色公服的胥吏和手持刀枪的兵士，气氛肃穆。这是开元年间，市舶使制度在广州正式确立后的一个寻常午后，却标志着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迈入了一个新纪元。
“都部署好了吗？”周庆立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身旁的判官躬身答道：“回使君，‘阅货’、‘抽解’、‘禁榷’三事皆已安排妥当。蕃商们也已接到告示，知晓我大唐律法。”
周庆立微微颔首。他深知，这市舶使之职，看似风光，实则关系重大。一则，它是朝廷重要的财源，这“舶脚”（船税）、“抽解”（货物进口税，通常为十分之一，称为“什一税”）、“禁榷”（政府对香料、珠宝等奢侈品的专卖），每一项都直接影响着国库的丰盈。二则，它代表着大唐的天威，如何在怀柔远人、促进贸易的同时，又不失天朝体面，防止走私偷税，其中的分寸拿捏，非有大智慧者不能胜任。
蕃舶终于泊稳，跳板搭好。为首的蕃商是个虬髯碧眼的波斯人，名叫阿罗憾，在广州经商多年，懂些汉话。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份用汉文书写的“舶货清单”，快步走上码头，对着周庆立深深一揖：“尊贵的市舶使大人，波斯商人阿罗憾，拜见天使。今次载货而来，望大人查验。”
周庆立接过清单，并不看，只是淡淡说道：“阿罗憾，你是老蕃商了，我大唐规矩，你当知晓。‘阅货’之后，该抽的‘舶脚’、‘抽解’，一分不能少。若有藏匿，休怪本官依律处置。”
“不敢，不敢。”阿罗憾连连点头，“小人不敢欺瞒天使。”
周庆立这才挥了挥手，示意胥吏上前。一时间，码头上人声鼎沸。胥吏们按照清单，仔细清点船上的货物：一包包的乳香、没药、龙脑香，一箱箱的珍珠、玛瑙、琥珀，还有象牙、犀角、玳瑁……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和紧张的气氛。周庆立手中的象牙秤，不时被用来称量一些贵重的小件货物。这杆秤，不仅称量着货物的重量，更称量着大唐与海外诸国的经济联系。
象牙秤的秤星，在夕阳下闪烁着微光，它称量的，是香料的芬芳，是宝石的璀璨，更是大唐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海洋经济的初兴。市舶司的设立，如同一座桥梁，将遥远的异域风情与中原的繁华紧密相连，也为帝国的财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广州一地，每年的市舶收入就“不下数十万缗”，成为岭南一道重要的财源。
（二） 铜船破浪与“不因风水”的奥秘
市舶司的设立，极大地刺激了唐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仅是蕃舶来华，中国的海船也开始更多地驶向深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岭表录异》中所记载的“铜船”。
初夏的广州港，一艘造型奇特的海船正在装载货物。它的船体并非寻常的木质，而是泛着金属的光泽。这便是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提及的“铜船”。船身用铜板包裹，接缝处用特制的铜钉铆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头沉默的金属巨兽。
船主张维，是个世代居住在广州的汉人，祖上便以造船和航海为生。他抚摸着冰凉坚硬的铜船外壳，脸上满是自豪：“都说大海无情，木船易腐，易遭虫蛀。我这铜船，任凭风浪，也无惧白蚁！”
旁边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水手阿福却有些担忧：“东家，这铜船虽坚固，但毕竟沉重，吃水太深，行驶起来怕是……”
张维笑道：“阿福伯放心！这船的龙骨和肋骨仍是上等硬木，外面包铜，是为了防腐蚀，并非通体纯铜。而且，我请了番禺最好的造船师傅，根据前朝祖冲之‘千里船’的遗法，改良了船内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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