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财一想，也有道理。现钱紧张是实情，盐引、茶引确实是硬通货。他咬了咬牙：“好！既然刘官人这么说，王某便信官府一次。这会子，我收了！”
就这样，王有财拿着这张会子，一路前往两淮。到了两淮盐铁司，果然顺利兑换到了二百引淮盐的凭证。他将盐引卖出，获得的利润，比单纯收取现钱还要多些。
这次经历，让王有财对“会子”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这种“会子”不仅可以用来兑换盐引、茶引等专卖品，在商人之间，也可以互相转让。比如，他手中有一张去平江府兑换丝绸的会子，但他近期要去临安进货，便可以将这张会子转让给需要去平江的商人，对方支付给他一定的现钱或等价的货物。渐渐地，这种原本只是官府与商人之间结算凭证的“会子”，开始在商人圈子里流通起来，成为一种可以转让、支付的信用票据。
（四）
绍兴初年，随着商业的日益繁荣，民间自发印制的“便钱会子”开始出现。这些会子由一些信誉卓着的富商大贾或钱庄铺户发行，上面注明金额、发行者、兑付地点和日期，持有者可以随时到发行者那里兑换现钱或货物。由于这些会子携带方便，信用良好，解决了铜钱运输不便的难题，深受商人和百姓的欢迎。
在临安府的“钱市巷”，有一家名为“丰裕钱庄”的铺子，老板姓吴，人称“吴老板”。丰裕钱庄是临安城里最早开始发行便钱会子的钱庄之一。
这天，吴老板正在柜台后核对着账目，一位常客，绸缎商李老板匆匆走进来。
“吴老板，救急啊！”李老板擦着汗说。
“李老板何事如此匆忙？”吴老板放下算盘，问道。
李老板道：“我刚接了一笔大生意，要去苏州进一批上等的宋锦，货款需要五千贯。我手头现钱不足，库房里倒是有不少绸缎，可一时半会儿也变不了现。这可如何是好？”
吴老板微微一笑：“李老板莫急。五千贯现钱，确实不好携带。这样，你在我这里存足相应的保证金，或是用你的绸缎存货做抵押，我给你开几张‘丰裕会子’。每张面额五百贯，共十张。你拿着这会子去苏州，那里有我们丰裕钱庄的分号，你可以随时兑付现钱，或者直接用会子支付给绸缎商。他们若是信得过我丰裕钱庄，定会接受的。”
李老板喜出望外：“此法甚好！吴老板真是我的救星！丰裕钱庄的会子，在江南一带信誉极好，别说苏州，就是去建康、扬州，人家也认！好，就这么办！”
很快，吴老板便开具了十张丰裕会子，交给李老板。李老板拿着薄薄的一叠纸片，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种由民间钱庄发行的便钱会子，因其灵活性和便利性，迅速在东南地区流行起来。它们与官方发行的钱引不同，没有强制流通的权力，全凭发行者的信誉和实力。发行者通常会储备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所谓“见钱桩管”），以应对兑付需求，一般准备金比例在三成到四成之间，这便是史料中记载的“要有三成至四成之准备金才可发行”。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会子的信用。
然而，民间会子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信誉不佳的商家见有利可图，也纷纷效仿发行会子，却不准备足够的准备金，甚至有人恶意发行“虚会”、“伪会”，骗取钱财，到期无法兑付，引发纠纷。同时，官方对于这种民间自发的信用票据，也开始加以关注和干预。
（五）
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后一年。此时，民间会子的流通已经对官方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任户部侍郎的钱端礼，敏锐地意识到了会子的巨大潜力。他向朝廷上书，认为民间会子虽便利商贸，但“良莠不齐，难以监管，易生奸弊”，建议由官方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会子”，统一管理，以规范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当时，南宋与金国战事又起，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拮据。宋高宗和宰相秦桧（此时秦桧已死，但其党羽仍在）正愁没有新的敛财手段，钱端礼的建议正中下怀。于是，朝廷下诏，在临安府设立“行在会子务”，由户部直接管辖，正式发行“官会子”，又称“东南会子”。
官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面额。规定“其会子与见钱并行”，可以用于缴纳赋税，购买官物。为了取信于民，朝廷起初也规定了一定的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并承诺“三年一界”，界满以旧换新。
官会子的发行，初期确实起到了弥补铜钱不足、促进商贸流通的作用。尤其是在东南地区，会子使用极为普遍，甚至超过了铜钱。李老板、王有财这样的商人，出门经商，往往只带少量现钱，其余皆用会子支付。
然而，好景不长。宋廷很快便重蹈了北宋钱引的覆辙。一旦遇到财政困难，比如战争、灾荒、皇室奢靡等，朝廷便会忘记当初的承诺，下令会子务大量印行会子。
宋孝宗乾道年间，还算有所节制。但到了宋光宗、宁宗以后，会子发行量便如同脱缰野马，一路飙升。从最初的每界一千万贯，到后来的数千万贯，甚至上亿贯。所谓的“三年一界”也变成了“十年一界”，甚至新旧界并行。准备金更是被挪用一空，形同虚设。
嘉定年间，一位名叫叶适的思想家在其《水心别集》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自会子之法行，而执契者不获，持券者不售，县官无现钱以给用，民间无现钱以交易。……会子日益多，钱日益少，物价日益高，而民日益困。”
曾经便利商民的会子，如今变成了官府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会子不断贬值，“褚币（即纸币）轻如纸”成为常态。百姓为了规避风险，纷纷囤积铜钱，或将资产转移为土地、房产等实物，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除了会子，南宋还发行过一种名为“关子”的票据。关子最初的性质与早期的会子有些类似，也是一种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凭证。比如，政府要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边境，便先发给商人“关子”，商人持关子到京城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钱或茶盐等专卖品。因此，关子最初也被称为“现钱关子”。
后来，关子的功能逐渐演变，开始作为一种可以流通的纸币使用。宋理宗景定年间，贾似道当权，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取代已经严重贬值的会子。规定关子一贯折合会子三贯，同时强制民间用金银、铜钱兑换关子。但由于发行无度，准备金不足，这种关子很快也步了会子的后尘，迅速贬值，民间怨声载道。
“关子，关子，‘关’住了百姓的钱袋子！”临安街头，有小贩一边叫卖，一边无奈地抱怨着，“一张关子，昨天还能买两个烧饼，今天就只能买一个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从北宋的交子、钱引，到南宋的会子、关子，宋王朝在纸币的探索之路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们曾经凭借领先世界的金融智慧，创造了辉煌的纸币文明，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