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顶住了来自长孙无忌（其对“功绩考”引入寒门元素有所保留）和山东士族代言人的巨大压力，
决意采纳江灼的核心思想，并做了一定妥协（如适当照顾关陇集团情绪，对“德望”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任命以其心腹重臣为主，但秘密指令，修订过程中若干关键原则和“功绩考”细则，需参考“庶人承乾”之议。
这无疑是将江灼置于了风口浪尖，却又给了他一个无形中影响帝国核心规则制定的绝佳平台。
修订工作启动后，风波骤起。山东士族闻讯，舆论哗然，纷纷斥之为“数典忘祖”、“败坏纲常”。
一些自诩清流的官员也上疏反对，认为以官爵功绩论高下，会导致“人心趋利，风俗日下”。
面对汹汹物议，江灼依旧深居简出，但他通过那些已悄然形成的“技术同盟”渠道，将一些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主持修订的官员。
例如，如何界定“于国大功”，如何核实地方官员上报的“政绩”数据以防舞弊，如何将“德望”考察与现有的御史监察制度结合等等。
他甚至“无意间”向某位前来请教水利问题的工部官员透露了一种“简易图表统计法”，
用于清晰对比不同家族在赋税、垦田等方面的贡献，这种方法后来被修订班子采纳，用以支撑“功绩考”的评定，显得直观而“科学”。
与此同时，江灼之前播下的“技术”种子开始发芽。
将作监采用他改良的冶铁法后，兵器质量与产量均有提升；
司农寺推广他建议的几种轮作方式，在关中试点地区取得了增产。
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虽然微小，却成了“功绩考”原则可行性的活生生例证，也让一些务实派官员更加认同他的理念。
魏王李泰见状，更加焦躁。
他试图拉拢山东士族，许诺若自己得势必将恢复旧制，又暗中指使人弹劾主持修订的官员“曲承上意，扰乱朝纲”。
然而，李世民改革意志已定，且江灼提出的方案确实能极大增强皇权，对李泰的小动作，李世民只是冷眼旁观，甚至暗中警告。
数月后，新版《氏族志》修成颁行。
皇族李氏毋庸置疑位列第一等，关陇勋贵紧随其后，而许多仅靠郡望的山东旧族被降等，部分政绩卓着的寒门官员家族则得以提升。
虽然过程充满了妥协与博弈，但 “重今官爵，考其功绩” 的核心原则，如同一把锋利的楔子，被牢牢钉入了大唐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
此举影响深远。它不仅打击了旧士族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
朝廷更看重你现在的贡献，而非祖上的荣光。
这极大地激励了在职官员的实干精神，也为寒门子弟指明了努力方向——通过建功立业提升家族地位。
经此一役，江灼虽未公开露面，但其“洞悉时务，善于谋划”的名声，已在高层小范围内悄然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个僻静宅院中的废太子，并非只会空谈或搞些奇技淫巧，其对于朝政大势和权力运作的理解，堪称恐怖。
李世民对江灼的观感也更加复杂。欣赏其才，忌惮其智，
同时又对其这种“不争而争”、专注于制度构建的姿态，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放心？
或许，一个醉心于设计规则、而非争夺规则内位置的“废太子”，对皇权的威胁，反而比一个上蹿下跳的王爷要小？
“氏族志只是第一步。”江灼在宅院中，看着新颁行的《氏族志》抄本，目光幽深，
“接下来，该用这把‘绩效’的利刃，去触碰那最敏感、也最顽固的堡垒了——均田与赋税。”
他知道，那才是真正牵动天下根基，考验他智慧、勇气与李世民决心的终极战场。
之前的科举、氏族志，都不过是铺垫与前奏。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五世界，第四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