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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朝堂交锋的无声胜利，并未让江灼（李承乾）沾沾自喜。
他深知，那不过是凭借信息差和精准的姿态管理，勉强赢得的一次喘息之机。
皇帝的表态更多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威和对“新奇策论”的好奇，而非真正的信任与支持。
真正的硬仗，在于如何将奏疏中的理念，一步步变为现实。
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容易切入，却又牵动无数人神经的领域——科举改革。
在继续“闭门读书”、呈送各类“民生技术”条陈以巩固“务实”人设的同时，
江灼开始通过仅有的、被默许的渠道（如向来送赏赐的内侍“不经意”地提及，或在与偶尔奉命前来“探视”的、品级不高的翰林学士交谈时），更系统、更细致地阐述他关于科举改革的构想。
他不再笼统地提“明算、明工”，而是具体到考试科目设置（如算术增加《九章》应用题、工科考察基本营造法式）、评分标准、乃至未来这些“专科”进士的授官方向（如进入将作监、司农寺、水部等实务部门）。
这些经过细化的想法，如同涓涓细流，持续不断地渗入李世民的耳中。
李世民越是深思，越觉得这些建议并非空中楼阁。
眼下大唐疆域日扩，事务愈繁，确实需要大量精通实务、而非仅仅擅长诗赋的官员。
且此举若能成功，确实可以打破门阀对清要官职的垄断，为皇权引入一股新的、更易掌控的力量。
然而，阻力比预想中来得更快、更猛。
首先发难的并非魏王李泰，而是以孔颖达、颜师古等大儒为首的清流文官。
他们恪守“德行为本，文艺为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增设杂科是“舍本逐末”，玷污了科举取士的纯洁性，会使士子趋利避害，不修圣贤之书，长此以往，将动摇国本。
数名御史联名上奏，引经据典，痛陈利弊，言辞激烈。
紧接着，关陇门阀虽未直接反对科举本身（科举此时尚未完全威胁到他们的核心利益），但却对“扩大取士名额”和“糊名誊录”表现出极大的警惕。
名额扩大意味着寒门子弟涌入，稀释他们的政治份额；“糊名誊录”则断了他们凭借门第、请托舞弊的捷径。
长孙无忌在一次御前会议上，看似公允地提出：“科举取士，贵在得人，然亦需循序渐进，恐名额骤增，所选非人，反损朝廷威信。”
甚至魏王李泰也跳了出来，不过他攻击的角度更为刁钻。
他声称，其兄（指江灼）如此热衷科举改革，恐是欲借此培植私人，结交寒士，图谋不轨！
这直接戳中了李世民最敏感的神经——结党营私，尤其是他这个有“前科”的儿子。
一时间，朝堂之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江灼仿佛成了众矢之的。
面对这汹涌的攻势，江灼并未直接辩解或对抗。
他深知，在自身实力不足时，正面冲突是下策。他采取了更迂回，也更狠辣的策略。
第一，借力打力，转移矛盾。
他通过渠道向李世民进言，强调改革科举旨在“为国选材，巩固社稷”，绝非为个人谋利。
并将矛头巧妙引向现有的科举弊端：“或有一诗一文之华，而无经世致用之实者，位列朝班，岂非辜负陛下求治之心？”
同时，他建议，首批“明算”、“明工”科举，可先于皇室直属的机构（如将作监、少府监）内部试行，选拔匠作、计算人才，不直接授予清流官衔，以此减少阻力，并“以观后效”。
第二，釜底抽薪，展示价值。
他不再空谈理论，而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他凭借超越时代的数理知识和工程思维，改进了将作监正在负责的一项宫室修缮工程的物料计算方法和施工流程，
经负责官员（非其旧属，纯因公事接触）验证，竟节省了近两成开支，工期亦有望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