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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竞标”试点成功的余波尚未平息，江灼（李承乾）酝酿的更大风暴已悄然成形。
他深知，无论是科举改革、氏族志修订，还是官田清理，其最终成效都依赖于一个高效、廉洁且目标明确的官僚系统。
而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考课），虽有其章法，但往往流于形式，重资历、轻实绩，难以有效驱动官员去执行那些触及利益的改革政策。
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提出具体领域的改革建议，而是将矛头直指帝国官僚机器的核心驱动机制——考课制度。
一份更为系统、更为严苛的 《请定考成法以核名实、督实效疏》 ，被秘密送至李世民案前。
这份奏疏，堪称一部微型的 “古代公务员绩效管理手册” ，
其核心思想是：将“绩效”量化，与官员的升迁黜陟、俸禄赏罚直接挂钩，形成强大的内部驱动力。
其要点包括：
1. “量化指标，分类考核。”
针对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官员，设定差异化的核心绩效指标（kpi）。
如地方刺史、县令，需考核其辖区的户口增长、垦田数量、赋税完成度、治安状况、狱讼清简、文教兴衰等，
并给出具体的量化标准和数据来源（如户部黄册、刑部案卷）。
中央各部寺监官员，则考核其分管事务的完成效率、质量、创新及成本控制。
2. “强化审计，核验实绩。”
提出设立一个独立于各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的 “审计司” （名称暂定），配备精通算学、律法、工程的专职人员，
负责对官员上报的政绩数据进行抽查、复核，并拥有调查权，以防止“数据造假”、“形象工程”。
3. “考成联动，赏罚分明。”
考课结果不再仅仅是评个“上下等”，而是直接与官职升降、俸禄增减、乃至封赠荫爵紧密联系。
优者超擢，劣者严惩，平庸者平调或降职，打破论资排辈的潜规则。
4. “引入‘重点项目’考核。”
对皇帝亲自关注的重大事项（如河工、边储、新政推行），设立专项考核，完成出色者，重赏；拖延推诿者，重罚。
这份考成法草案，条条如刀，刀刀砍向官僚体系的惰性与弊病。
其设计之精密，逻辑之严密，让李世民都感到一股寒意。
这已不仅仅是管理技巧，更是一种重塑官场生态的强力工具。
若能推行，皇权对官僚机器的掌控力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其阻力也必然是空前的。
这等于剥夺了众多官员浑水摸鱼、靠资历熬年头的资格，触动了整个官僚阶层，
尤其是那些位高权轻、无所事事的元老勋贵和习惯了因循守旧的中下层官吏的奶酪。
李世民再次陷入极度矛盾。
他渴望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但也深知此举牵涉之广，风险之大，远超以往。
他召集群臣密议，果不其然，反对之声如潮水般涌来。
“此乃操切之术，恐致官吏人人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反失宽仁之政！”
“审计之权，若独立于各部，势必权柄过重，易成酷吏渊薮，干扰政事！”
“量化考核，徒具虚文！地方情势万变，岂是几个数字所能囊括？必致官员疲于应付，不顾民生实情！”
甚至连一些原本对江灼抱有同情或欣赏的务实派官员，也对此法的严厉与琐碎表示忧虑。
魏王李泰更是如获至宝，联合众多利益受损的宗室、勋贵，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
称江灼此举是“商鞅刻薄之术复现”，意在“离间君臣，揽权自重”，甚至暗示其有“王莽谦恭之嫌”！
朝堂之上，风云变色。江灼及其提出的考成法，成了众矢之的。
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反对浪潮，江灼依旧保持着令人心悸的冷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