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故出处：魏晋风骨的文字印记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一典故，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晋书?陶潜传》（陶潜即陶渊明），后在南朝宋檀道鸾所着《续晋阳秋》中得到补充完善，最终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化符号。《晋书?陶潜传》中明确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这段文字虽简洁，却精准捕捉了陶渊明辞官的核心动因，将一个坚守气节、不慕荣利的士人形象定格在历史长河中。
除正史记载外，陶渊明本人的诗作也是这一典故的重要佐证。其《归去来兮辞》中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的感慨，《归园田居》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闲适，均是 “不为五斗米折腰” 后人生选择的生动写照。这些文字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让这一典故不仅有史实支撑，更兼具文学感染力，成为魏晋风骨最鲜明的注脚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五斗米” 在当时的语境中并非泛指少量粮食，而是有着具体的指代意义。东晋时期，县令一级的官员俸禄标准约为五斗米 \/ 日，换算为年俸则约为一千八百斗米（当时度量衡中，1 斗约合今 20 升）。因此，“五斗米” 实际代指陶渊明所担任的彭泽县令这一官职的俸禄，而 “折腰” 则特指为了这份俸禄，向地位低于自己却手握监察权力的督邮弯腰行礼、阿谀奉承。这一典故的出处，本质上是魏晋时期士人阶层在官场规则与个人气节之间做出的价值选择，其背后是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与社会矛盾。
二、核心寓意：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寓意并非简单的 “拒绝微薄俸禄”，而是蕴含着多层深刻的精神内涵，历经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表层寓意是坚守人格尊严，拒绝阿谀奉承。陶渊明身处的东晋末年，官场腐败盛行，门阀制度森严，寒门士子想要晋升，往往需要依附权贵、屈己待人。督邮作为郡级派往县级的监察官员，虽职位不高，却手握考核官员的实权，许多县令为保住官职或谋求晋升，对其百般讨好。而陶渊明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的呐喊，本质上是对这种官场潜规则的反抗 —— 他不愿为了维持生计的俸禄，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向品行不端的 “乡里小人” 低头。这种对尊严的坚守，是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也是这一典故能够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核心原因。
中层寓意是不慕荣利，追求精神自由。陶渊明出身儒学世家，自幼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熏陶，早年也曾有过 “大济苍生” 的抱负。他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却始终无法适应官场的虚伪与黑暗。彭泽县令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这份 “五斗米” 的俸禄，本可让他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份安稳需要以牺牲精神自由为代价 —— 官场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会束缚他的天性，让他远离自己向往的田园生活。因此，他选择辞官，并非厌恶 “五斗米” 本身，而是厌恶获取这份俸禄所必须承受的精神枷锁。这一选择，体现了士人阶层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清醒抉择，彰显了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价值取向。
深层寓意是坚守道义，反抗世俗流弊。东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严重，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百姓生活困苦。陶渊明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权贵的奢靡，也见证了底层民众的艰辛。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参与到剥削百姓、败坏风气的行列中。“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背后，是他对道义的坚守 —— 他认为，为官者应造福百姓，而不是欺压乡里；做人应坚守本心，而不是趋炎附势。这种对世俗流弊的反抗，让这一典故超越了个人选择的层面，上升到了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的高度，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
三、故事描述：魏晋乱世中的风骨抉择
要理解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重量，必须将其放回东晋末年的时代背景中，还原陶渊明辞官前后的完整故事，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挣扎与坚守。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迎来了他仕途上的最后一个官职 —— 彭泽县令。此时的陶渊明，历经了二十余年的仕途坎坷，早已看透了官场的虚伪与黑暗。他出身于没落的儒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心中残存的 “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他不得不一次次踏入官场，却又一次次因无法适应官场规则而辞官。
彭泽县地处江州（今江西九江），是一个偏远却宁静的小县。陶渊明到任后，并没有像其他县令那样急于搜刮民脂民膏、讨好上司，而是一心扑在政务上。他简化县衙的繁文缛节，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亲自到田间地头考察农情，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他的治理下，彭泽县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原本萧条的县城渐渐有了生机。陶渊明也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一丝慰藉，他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同年冬天，江州刺史派督邮刘云到彭泽县视察。这位督邮刘云是出了名的贪婪刻薄、趋炎附势之徒，他每到一个县，都会以视察为名，向当地官员索要贿赂，若是官员不懂得 “孝敬”，便会在考核中百般刁难，甚至上报朝廷罢官免职。消息传到彭泽县衙，县衙的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秘书）连忙提醒陶渊明：“督邮将至，按朝廷礼仪，县令需束带整冠，亲自到县城外迎接，行跪拜之礼，不可有丝毫怠慢。”
陶渊明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即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自己踏入官场以来的种种遭遇：年轻时担任江州祭酒，因看不惯上司的专横跋扈而辞官；后来担任镇军参军，又因厌恶军营中的尔虞我诈而离去；如今担任彭泽县令，本想踏踏实实做事，却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官场潜规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衣衫，又想起了田间劳作的百姓，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
“束带见之？” 陶渊明轻声重复着主簿的话，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和金黄的稻田，长叹一声：“我陶渊明一生读书，修身养性，所求不过是坚守本心，无愧天地。如今我为了这每日五斗米的俸禄，就要放下自己的尊严，向这样一个趋炎附势、鱼肉乡里的小人弯腰跪拜，百般讨好，这与我心中的道义相悖，与我毕生的追求不符！我怎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主簿见状，连忙劝道：“大人，忍一时风平浪静。督邮手握考核大权，若是得罪了他，不仅官职难保，恐怕还会招来祸患。家中妻儿尚且需要赡养，大人何必因一时意气，断了生计呢？”
陶渊明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地说：“我宁肯饿肚子，也不愿为了五斗米而丧失气节。官职没了可以再谋，尊严没了，便再也找不回来了。况且，这样的官场，这样的俸禄，我不稀罕！”
说完，陶渊明转身回到案前，取出县令的官印，放在桌上，又挥笔写下一封辞职信。他在信中写道：“吾本山野之人，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一去三十年。今睹官场之黑暗，悟俗世之可厌，愿弃官归田，躬耕自食，以终余年。” 写完信后，他将官印与辞职信一起交给主簿，随后收拾好自己的简单行囊，没有与任何人告别，便带着妻儿离开了彭泽县衙，踏上了归隐田园的道路。
离开县衙的那一刻，陶渊明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与悔恨，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在。他抬头望向天空，只见白云悠悠，阳光明媚，远处的青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青翠。他沿着田间小路缓缓前行，耳边传来农夫的歌声与孩童的嬉笑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与稻花的清香。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亲切与惬意，他知道，自己终于摆脱了官场的束缚，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归隐田园后，陶渊明的生活变得十分清贫。他在自家门前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了粮食、蔬菜和菊花，平日里亲自耕种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灾年，常常食不果腹，甚至需要向亲友借贷度日，但他始终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将全部的情感与志趣寄托于诗歌创作中，写下了大量描绘田园生活、抒发人生感悟的诗作。在《归园田居》中，他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句中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世俗的功名利禄，只有田园的宁静、生活的质朴与内心的平和。
在《桃花源记》中，他更是构建了一个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的理想社会，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陶渊明高超的文学造诣，更体现了他 “不为五斗米折腰” 后的精神境界 —— 在清贫的生活中，坚守本心，追求精神自由，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陶渊明的这一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在那个 “学而优则仕” 的时代，读书人大多将仕途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陶渊明却主动放弃官职，选择归隐田园，这在许多人看来是 “自毁前程” 的举动。但正是这种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坚守，让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后世的文人墨客，无不敬仰陶渊明的气节与风骨。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句诗与陶渊明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一脉相承，表达了同样的坚守与反抗；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感慨：“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也暗含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与对陶渊明式生活的向往；苏轼更是将陶渊明视为精神知己，不仅多次被贬后依然坚守气节，还亲自抄写陶渊明的诗作，将其作为自己逆境中的精神慰藉。
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不为五斗米折腰” 早已超越了个人选择的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对人格尊严的坚守，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世俗流弊的反抗。在当今社会，这一典故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不要迷失自己的本心，不要为了金钱、地位、权力而牺牲自己的尊严与道义；它鼓励着我们，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不被世俗的眼光与规则所束缚，活出自己的风骨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