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务会上，她摆出一副义正辞严、为科室安危着想的姿态：我不同意！小林，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面的风险？这些数据虽然看似基础，但一旦在内部公开共享，访问权限如何界定？数据用途如何监管？万一被不该看的人看到，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误用，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我们档案室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她搬出了和这两面大旗，死死扣住程序不完备、权限不清晰的问题，企图从根源上阻止林晓的任何扩大化尝试。我建议，在没有形成中心层面正式的管理办法和审批流程之前，所有与数据相关的工作，都必须严格控制在档案室内部，绝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外泄！
周科长向来怕担责任，一听涉及到如此重大的责任问题，立刻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王美琳的意见：美琳考虑得确实周到，安全第一，稳妥为上。小林啊，共享的事情先放一放，等条件成熟了，有了明确的说法再说。
这样一来，林晓的项目就被王美琳用程序正义的外衣，死死地限定在了档案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价值，彻底沦为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盆景。王美琳成功地将项目的扩展路径堵得严严实实。
面对王美琳这套组合拳，林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流言蜚语如同附骨之疽，无法直接辩驳；程序上的障碍又如同铜墙铁壁，一时难以突破。她清楚地意识到，王美琳这是动用了其最根本的资源和力量来对付自己，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职场刁难，而是一场关乎自己在这个单位生存空间的生死挤压。
直接对抗显然是不明智的，那只会落入王美琳的圈套，显得自己冲动、不懂规矩。她需要更巧妙、更有智慧的破局之道。
林晓没有慌张，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分析眼前的局势。王美琳的攻势核心在于两点：一是通过流言制造高层对项目的疑虑和不信任；二是利用程序漏洞和对责任的恐惧，拖延甚至扼杀项目的实质性进展。
针对第一点，她知道自己无法堵住所有人的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更扎实、更无可挑剔的成果来回应。她加快了数据宝藏图的构建速度，尤其注重对每一条数据的来源、密级划分、潜在应用场景和价值的清晰标注，力求让这份成果本身就成为一份极具说服力的论证材料，用事实来粉碎那些无稽的谣言。
针对第二点，她决定不再执着于立即实现主动共享，而是转向被动服务。她无法主动将数据推送给别人，但她可以响应别人的需求。她将整理好的数据目录和索引，精心制作成一份清晰美观的电子手册，主动送到了之前有过愉快合作的业务科钱强科长手中，同时也发给了在一些跨部门会议上有过接触、并表现出对数据有需求的其他科室负责人。在邮件中，她附上了一段简短的说明：钱科长您好，这是我科近期梳理的部分基础数据资源目录，您先参考。今后贵科室如有数据查询需求，我科可提供精准的定点检索服务，为您的工作提供便利。
她巧妙地将我要给你看的主动行为，转变成了你需要时我来帮你找的被动服务。这一招既绕开了王美琳设置的主动外泄的障碍，又能将数据的价值以一种更温和、更安全、更易于被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
同时，她开始着手起草一份《信息档案科数据资源内部查询服务规范（草案）》，试图将这种被动的、点对点的服务模式规范化和流程化。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为科室积累服务经验和口碑，另一方面也为未来项目的突破积累必要的制度基础和实践案例。
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王美琳在台面下掀风作浪，试图用阴谋和规则将林晓困死；林晓则在规则的缝隙间默默耕耘，用专业和耐心加固自己的城池，等待反击的时机。她坚信，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于谁能为单位创造出更大的、无法被忽视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