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多的“避战”并非怯懦，而是基于长远的战略判断。作为空军出身的将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航空技术的局限——战斗机、轰炸机的航程与威力终究有限，而航天技术能带来的，是全球监控、远程精准打击、太空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颠覆性优势。在他眼中，冷战中的政治较量只是暂时的，而航天科技的领先，才是美国保持长久优势的根本。
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参与对苏军事决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nasa的工作中。每天清晨；他先到空军司令部处理日常事务，随后便立刻赶往梅里特岛的航天基地，与冯·布劳恩、冯·卡门讨论火箭发动机的研发进度；深夜回到办公室，他还要批阅各种预算报告，与国会沟通资金拨付事宜。
这种“重科技、轻对峙”的态度，让部分军方将领感到不解。有人质疑他“逃避责任”，认为作为空军总司令，理应将对苏备战放在首位。面对质疑，费尔多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将一份火箭研发进展报告送到五角大楼：“当我们能将卫星送入太空，能从太空监控苏联的军事部署时；这种威慑力，远比一百架战机更强大。”
事实上，费尔多并非完全脱离军事领域，而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美国的安全保驾护航。他要求nasa在研发民用航天技术的同时，同步推进军用航天项目——比如可用于军事侦察的卫星、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这些项目被列为最高机密，只有他与少数核心人员知晓。
1946年夏，当美苏在德国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上争执不休时，费尔多在梅里特岛主持了第一次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火箭发动机喷出炽热的火焰，数据仪表上的各项参数均达到预期。看着眼前的场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冷战的胜负，终究要靠科技说话。我们的战场在太空，不在欧洲的对峙线上。”
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依然依赖他的军事智慧，但费尔多已清晰地为自己定位——他不再是单纯的空军将领，而是美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在冷战的曙光初现之际，他选择避开意识形态的漩涡，用航天技术为美国的未来铺路，因为他深知；这场跨越星空的征程，才是决定未来全球格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