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紧迫感，最终转化为苏联的全民动员。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导弹研发项目总负责人，他立刻将科罗廖夫等顶尖科学家召集到莫斯科，给予他们“最高优先级资源调配权”。
与美国的“市场化协作”不同，苏联采取了“举国体制”——工厂暂停民用产品生产，全力保障导弹零件加工；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直接进入研发团队，连粮食和生活用品都由军方统一供给。
“我们没有时间循序渐进。”朱可夫在研发动员大会上强调，“美国已经把导弹架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造出自己的‘反击利器’。”科罗廖夫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其中既有苏联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情报部门搜集的德国v-2火箭数据，坚定地回应：“给我六个月，我们能拿出原型机；给我一年，就能实现量产。”
这种“倾国之力”的研发模式，让苏联的导弹技术进展神速。而远在华盛顿的费尔多，对此却知之甚少。他通过情报渠道了解到苏联在加速火箭研究，但并未意识到对方的投入规模——在他的认知里，苏联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至少需要两年才能追上美国的水平。这种信息差，让他暂时保持着乐观。
事实上，冷战的对抗形态已悄然改变。不再是战场上的直接交火，而是科技领域的“暗战”——谁能在导弹、航天等尖端技术上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的战略主动权。费尔多领导的美国火箭团队，此刻正走在前面；但斯大林推动的苏联，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赶。
当费尔多收到“苏联火箭发动机试射成功”的初步情报时，他正在梅里特岛视察新型导弹的装配线。看着情报上的简短文字，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对手，有着超乎想象的动员能力。“看来，这场竞赛才刚刚开始。”费尔多收起情报，目光投向远处的发射架——那里，一枚改进型“民兵-1型”导弹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美苏两国的导弹博弈，如同一根绷紧的弦，悄然拉开了冷战军备竞赛的序幕。费尔多作为美国军事技术的领航者，已经站在了风暴的中心。他很快会明白，科技领先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在这场关乎国家未来的较量中，只有持续创新、永不停歇，才能守住优势。而苏联的崛起，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