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御书房内，关于北方边防屯田与募兵的最终决策，在萧宸数日独自深思后，已然形成。他并未采纳任何一方的全盘方案，而是在厘清“当前首要在于提升边境守军即时反应与机动战力”这一核心判断后，下旨：于北疆四大军镇中，择其最紧要、直面威胁的两处，进行“有限募兵制”试点。汰换部分老弱军户，募集精壮组建常备机动营，饷银从优，装备从格物院新改良的军械中优先配给。同时，严令兵部与都察院联合整顿其余军屯，清退被侵占田亩，核实军户名额，保障基本产出。
旨意一下，朝堂哗然。支持募兵者虽未全胜，但看到了突破；支持屯田者虽失先机，但保留了基本盘。双方虽仍有不满，却不得不承认皇帝这一决策抓住了问题的折中要害，且展现出了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更关键的是，皇帝在旨意中明确写道：“此策得失，皆由朕一身担之。诸卿但须依旨竭力施行，以观后效。” 这份担当，堵住了许多准备以“后果难料”为由继续扯皮的嘴。
萧宸首次在没有沈清言或萧绝直接给出答案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一项重大国策的定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与随之而来的清晰坚定，让他感觉自己真正向御座深处又坐稳了几分。
政务之余，他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北方。随着水泥路网的延伸，商旅的活跃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流通，也让他更清晰地看到了帝国肌体其他部分的脉动。其中，来自东南沿海各州府的奏报，引起了他新的关注。
这些奏报内容繁杂，有报喜的，如“番舶来市，奇珍充肆”，也有诉忧的，如“海商豪强，私通外蕃，漏税严重”、“沿海私港林立，官府难制”。萧宸敏锐地察觉到，东南的海上贸易，如同一条充满活力却也略显野蛮生长的藤蔓，既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秩序上的混乱与税收上的巨大流失。
这一日，萧宸召沈清言议事，谈及此事，将几份典型奏报推至他面前，蹙眉道：“沈师傅请看，东南海贸，利国利民，本是好事。然则，现状堪忧。海商豪族往往与地方官吏勾结，私自设卡收费，或干脆逃避税赋，朝廷所得寥寥。蕃商来朝，也多被中间商盘剥，且居无定所，纠纷频发。长此以往，肥了私门，瘦了国库，更易滋生祸端。朕欲整顿，却苦于无系统良策。沿海州县各自为政，律例不一，难以统管。”
沈清言细看奏报，心中了然。这分明是海上贸易缺乏国家层面有效管理和制度设计的典型症状。古代中国并非不重视海贸，但管理往往滞后于实践，容易被地方势力把持。
他放下奏报，沉吟片刻，脑海中现代外贸管理、海关制度、经济特区等概念飞速掠过，并与当前的时代条件进行着谨慎的嫁接。
【东南海贸……这可是个大金矿，也是个大情报源！】沈清言内心os开始高速运转，【现在这状态太原始了，纯粹靠民间自发和地方官睁只眼闭只眼。得把它纳入国家正轨，像盐铁一样管起来，但方法要更聪明，不是一味禁止或压榨，而是规范、引导、从中获利。】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看向萧宸，缓声道：“陛下所虑极是。海上贸易，联通外域，其利不仅在珍宝奇货，更在于互通有无，激活沿海民生，充盈国库，乃至……获取外邦讯息。然放任自流，必生弊端。臣以为，当效仿前朝‘榷场’‘互市’之制，但需更专门、更系统。”
“哦？沈师傅具体说说。”萧宸眼睛一亮。
“臣建议，于东南沿海贸易繁盛之州，如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处，设立专司衙门，可名为‘市舶司’。”沈清言开始勾勒蓝图，“此司直属朝廷，不受地方州县节制，专司一切涉蕃海商事务。”
他条分缕析：
“其一，规范海商。所有经营海外贸易之大胤海商，需至市舶司登记，领取‘公凭’（执照），按船只大小、货物种类缴纳保证金，并承诺遵守相关律例。无‘公凭’者，不得出海贸易，违者重罚。如此，可将海商纳入管理，朝廷亦能掌握海商实力与动向。”
“其二，征收关税。于主要港口设立关卡，对所有进出口货物，按其价值、种类，制定合理、统一的税率，公开明示，照章征税。税款直接解送户部太仓，或留一部分用于当地港口建设、维护。税率不宜过高，以免驱商，亦不宜过低，有损国益。关键在‘规范透明’，杜绝私下勒索、中饱私囊。”
萧宸边听边点头，这显然是借鉴了榷场和内地商税的思路，但针对海上贸易的特点进行了调整。
沈清言继续道：“其三，吸引蕃商。蕃商远来，人生地疏，易受欺凌。可在港口附近，划出特定区域，设立‘蕃坊’。允许蕃商在蕃坊内赁屋居住，设立货栈，并允许其按本国风俗设立祠庙，自治部分内部事务（如选举蕃长，调解内部纠纷），但须遵守大胤律法，接受市舶司监管。如此，既可保护蕃商权益，吸引更多外商来朝，亦便于集中管理，防止其与本地民众冲突。”
“蕃坊……”萧宸觉得这个想法颇为新颖且务实，“既示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又便于管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