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在这里。”赵桐权又调出一份泛黄的花名册，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三十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对勾，老爷子的名字“陈建国”后面，还有行小字：“1980年5月入厂，工龄20年整，应发布票400尺”。“这是当年的工会主席李大姐保存的，她去年去世前，把这些老物件捐给了社区纪念馆，幸好没丢。”
老爷子看着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突然老泪纵横：“我就说王厂长不会骗我们……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机器震得手发麻，车间温度四十多度，谁不是为了这‘养老礼’撑着？有的伙计没等到退休就走了，我替他们问过王厂长，他说‘只要厂子在，就给他们家人寄过去’。”
赵桐权的目光扫过被告席：“布票虽然退出流通，但它代表的是工人的劳动报酬，是厂子对职工的承诺。《民法典》规定，债权债务关系不因企业改制而消灭，新公司承接了原厂的资产，就该承接对应的债务。”他顿了顿，声音沉得像车间里的老机床，“至于布票的价值，按1992年布票退出流通时的市场价，1尺布票折合人民币1.2元，400尺就是480元。但考虑到这些年的物价上涨，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现在应补偿元。”
“还有，”赵桐权看向屏幕上的花名册，“除了陈建国同志，还有三十五位职工或其家属，麻烦被告方主动联系他们，按同样标准兑现。”他拿起那份职工代表大会纪要，指尖划过王厂长的签名，“当年的厂长用钢笔写下承诺，今天的厂长不能用‘不知道’三个字就抹去。工人的血汗，不该被时间泡成泡影。”
宣判时，老爷子捧着那沓布票，像捧着块金砖。赵桐权看着他颤巍巍地把布票重新包进蓝布包袱，突然想起前世老爷子的结局——他临终前还在念叨布票的事，儿子以为他糊涂，把布票当废纸扔了，老人气得三天没吃饭。
庭审结束后，老爷子非要把布票送给赵桐权：“留着没用了，但这念想得传下去。你让我们这些老骨头知道，当年的苦没白吃，说过的话算数。”
赵桐权没收布票，却收下了老爷子递来的一颗纽扣——那是从当年的工装衬衫上拆下来的，掉了漆的塑料纽扣上，还留着车间机油的味道。“陈大爷，这纽扣我留着，提醒自己，不管过多少年，总得有人记得，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承诺，比金子还重。”
走出法院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老爷子正站在台阶上，把蓝布包袱紧紧抱在怀里，阳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像给那褪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镀上了层金边。他突然明白，自己重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把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照亮，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听见——就像当年车间里的机器声，虽然早已消失，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永远轰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