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关键！”赵桐权指向画面，“如果是主动携带毒品，背包的热源分布会因贴合身体而更密集，且不会有外力胁迫的热源点。更重要的是，”他调出阿水的入境记录，“阿水在2027年曾因‘被胁迫运输禁运品’向我国驻缅使馆求助，有备案记录。”
公诉人脸色微变，拿出阿水的供述笔录：“但他在看守所承认过‘知道背包里是违禁品’。”
“那是因为他不懂中文！”赵桐权突然提高声音，播放了一段审讯录像——阿水在镜头里反复说“听不懂”，而翻译人员却在旁边记录“承认知情”。直到录像第47分钟，阿水用缅语喊出“我妈是中国人，你们不能这样”，才被真正懂缅语的狱警听到，重新翻译后，笔录才改成“被胁迫”，但这份更正笔录被办案人员误归档到了另一个卷宗。
旁听席上，阿水母亲突然站起来，将蓝布包举过头顶：“这是阿水的出生证！他爸是中国人，他有中国血统！那些人知道他会说点中文，才抓他来带路，硬把毒品塞给他的！”
蓝布包掉在地上，露出里面泛黄的纸片，出生证上的“父亲籍贯”一栏写着“云南腾冲”。赵桐权捡起证件，指尖触到纸面的褶皱——这正是前世他在档案室找到的关键证据，却被淹没在成箱的卷宗里，直到阿水服刑四年后才重见天日。
“还有这个，”赵桐权调出阿水的通话记录，“3月11日，他曾给母亲打最后一通电话，用缅语说‘被刀架着脖子，要带东西过边境’，通话被境外团伙监听并切断，这段录音在侦查阶段被误标为‘无效信息’，实际上……”他请来了缅语专家，现场翻译录音内容，“‘妈，他们说我不照做，就把你绑去挖翡翠矿……’”
阿水的母亲捂住嘴，哭声像被掐住的哨子，尖锐又破碎。阿水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突然跪下去，镣铐砸在地面的声音震得人耳膜发疼：“我怕他们真的对我妈下手……我只能听他们的……”
公诉人沉默片刻，翻看更正笔录和出生证复印件，最终向法庭提交了补充公诉意见：“鉴于新证据显示被告人系被胁迫，且有中国血统并曾主动求助，建议变更指控罪名为‘被胁迫参加犯罪’。”
审判长敲击法槌，声音在庭内回荡：“被告人阿水，因被胁迫参与偷渡及运输毒品，主观恶性较小，且系初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阿水愣住了，仿佛没听懂“缓刑”两个字。赵桐权看着他母亲冲过去抱住他，蓝布包散落在地，露出里面的药瓶——那是阿水父亲生前吃的降压药，老人一直带在身上，说“带着就像他还在”。
前世的今天，阿水被带走时，母亲就是这样抱着药瓶瘫在地上，赵桐权路过时悄悄塞给她一包纸巾，却没能改变任何结局。而此刻，阳光透过高窗落在母子相拥的背影上，阿水母亲的白发在光里泛着银辉，像落满了星星。
赵桐权合上卷宗，发现钢笔又漏墨了，这次晕染的“改”字，却像朵绽开的花。他知道，有些错误或许无法完全抹去，但只要愿意回头寻找，总能在墨迹未干时，改写那个被命运潦草写下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