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向最后一辆车的信息：“还有一辆蓝色别克英朗，目前尚未追回，但我们在孙志国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发现，他曾与一个叫‘老鬼’的人联系，说‘蓝色的那辆已处理，钱尽快转’，时间就在该车被盗后的第二天。”
张律师拿起微信记录的打印件，指着其中一句：“‘蓝色的那辆’并没有明确说是汽车，完全可能是其他物品。至于指纹，孙志国曾在二手车市场打零工，接触过大量车辆，留下指纹很正常。”他话锋一转，呈上孙志国的工资单，“被告人刑满释放后一直想改过自新，在汽修店打工，月工资四千五，有稳定收入，根本没有盗窃的动机。”
“稳定收入？”李检察官冷笑一声，调出孙志国的银行流水，“他的账户在3月至5月间，有七笔大额现金存入，合计十四万八千元，每次存款时间都在车辆被盗后的一至三天内，这与其工资收入明显不符。更重要的是，王某某的回收站账目显示，他在这期间收购了五批‘废铁’，重量和时间与被盗车辆的拆解时间完全对应，付款金额也与孙志国的存款金额一致。”
孙志国突然抬头，声音带着急意：“那钱是我帮人修车赚的外快！王某某收的废铁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找的货源！”
“是吗？”李检察官播放了王某某的讯问录像。画面里，废品回收站老板低着头说：“孙志国每次来都半夜，开车进来，说是‘报废车’，让我拆了卖零件。第一次那辆白色的，他说‘是朋友顶账来的，手续不全’，我贪便宜就收了……”
张律师立刻反驳：“王某某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他的供述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存在推卸责任的可能，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他转向赵桐权，语气恳切，“审判长，本案中，直接指向被告人盗窃五辆车的证据只有监控截图和同案犯的供述，缺乏被告人的认罪供述，且部分车辆尚未追回，证据链并不完整，应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起盗窃事实。”
赵桐权的指尖在卷宗上轻轻敲击，目光在监控截图、解码器、银行流水和聊天记录之间流转。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孙志国在汽修店打工时，曾购买过一本《汽车防盗系统破解技术》，这本书在搜查时被发现藏在床垫下，书里关于本田、大众等车型的章节，都用荧光笔做了标记。
“被告人孙志国，”赵桐权看向被告席，“你声称只开走一辆车，为何在你的出租屋里会有五辆被盗车辆的备用钥匙模具？为何你手机里的定位记录，与另外四起盗窃案的案发地点完全重合？”
孙志国的脸瞬间涨红，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那些备用钥匙模具是侦查人员在他的工具箱里找到的，每个模具上都刻着与被盗车辆对应的型号，而手机定位则清晰地显示，他在案发当晚都出现在了停车场附近。
赵桐权整理着思路：监控录像、解码器、银行流水、同案犯供述、定位记录及搜查所得的作案工具，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孙志国实施了五次盗窃行为。其辩护律师提出的“证据瑕疵”，均能被在案证据合理排除，所谓的“稳定收入”与大额存款的矛盾，更是印证了其盗窃的事实。
“被告人孙志国，”赵桐权的声音沉稳有力，“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五起盗窃事实，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他顿了顿，考虑到孙志国系累犯，应从重处罚，但鉴于其部分赃物已追回，可酌情从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孙志国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法槌落下，发出沉闷的声响。孙志国猛地抬起头，眼神里的慌张变成了绝望，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发出一声模糊的叹息。赵桐权合上卷宗，那本《汽车防盗系统破解技术》的封面在他脑海里闪过——有些捷径看似能快速获利，实则早已铺好了通向牢狱的路，而法律的标尺，从不会为侥幸者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