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在发现被害人出现过敏反应后，未采取肾上腺素注射等任何急救措施，反而继续为其他病人诊疗，这是典型的延误救治。”刘检察官调出从诊所搜出的“急救箱”照片——里面只有碘伏、纱布和几片退烧药，根本没有抢救过敏性休克所需的肾上腺素。“他甚至不知道青霉素过敏的急救流程，这就是所谓的‘具备基础医疗知识’？”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里的行政处罚记录：陈国民曾因非法行医被卫生部门处罚过三次，2021年一次，2022年两次，每次都被没收药品并罚款，但他屡教不改，处罚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开张。“被告人陈国民，”他抬眼看向被告席，“你明知未取得资质行医违法，为何仍继续开展诊疗活动？”
陈国民的头垂得更低，声音带着哭腔：“我……我没别的本事，老伴儿卧病在床，得靠这个赚钱买药……我真的没想到会出人命……”
“赚钱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更不能拿生命当赌注。”刘检察官语气沉重，“我们在诊所的账本里发现，陈国民仅今年上半年就接诊了238人，收入达四万余元，其中输液治疗占60%，而他使用的药品中，有17种是过期或来源不明的。这不是‘便民’，是拿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孙律师仍试图辩解：“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并非故意危害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情节并非特别严重。且张桂兰自身隐瞒病史，存在一定过错，应从轻处罚。”他呈上陈国民老伴儿的病历和医药费单据，“其家庭困难，望法庭酌情考虑。”
赵桐权的目光在尸检报告、监控录像和行政处罚记录之间流转。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陈国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张桂兰的年龄、症状，却唯独没有过敏史询问记录，而皮试记录的时间与输液开始时间仅间隔5分钟——远低于规定的20分钟观察期，这根本不是规范的皮试流程。
“被告人陈国民，”赵桐权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多次被处罚后仍非法行医，且使用过期药品，在被害人出现过敏反应后，未尽到基本的抢救义务，最终导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且属于‘造成就诊人死亡’的严重情节。”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非法行医之所以被法律严厉禁止，正是因为它缺乏基本的医疗安全保障，从业者往往不具备相应的诊疗能力和急救知识，极易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不仅违法，更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陈国民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法槌声落下，陈国民瘫软在被告席上，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滑落，嘴里反复念叨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赵桐权合上卷宗，那本粗糙的“诊疗记录”仿佛还在眼前，每一页都写着侥幸与漠视，最终却以一条生命为代价，写下了沉重的结局。法律的裁决，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所有漠视生命者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