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赵桐权的声音放缓了些，“是否同意移栽？”
开发商沉默半晌，终于点头：“我们可以承担移栽费用，但原告需赔偿停工损失。”
“损失由你方承担。”赵桐权翻开《环境保护法》，“因违规施工导致的停工，责任自负。且移栽需由专业团队操作，确保成活率，一年内若树木死亡，你方需支付十倍赔偿。”他顿了顿，补充道，“移栽地点就按承诺书所说，社区公园，我会亲自监督。”
庭审结束后，老人握着赵桐权的手，掌心粗糙得像树皮：“法官，您是懂树的人。”他从饼干盒里拿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包梧桐籽，“这是去年的新籽，您种在院里，将来也能长成大树。”
赵桐权接过布包，梧桐籽沉甸甸的，像握着一把浓缩的时光。走出法院时，阳光正好，他看见老人站在台阶下，小心翼翼地把那片干枯的梧桐叶夹回饼干盒，动作虔诚得像在收藏一件稀世珍宝。
下午去社区公园查看移栽场地时，赵桐权遇见了当年给父亲做木工的张师傅。老人正给公园的长椅刷漆，看见他来，笑着打招呼：“是小权啊？你爸当年总说，你要是当法官，肯定是个念旧的好法官。”
“张叔，您怎么在这儿？”
“开发商请我来做树池呢，”张师傅指了指旁边的石料，“用老榆木做围栏，说要跟树龄配得上。”他压低声音，“其实啊，是那老板怕了你，昨天连夜找我，说一定要把树伺候好。”
赵桐权摸着老榆木的栏杆，木纹里还带着松香。他想起父亲的木工刨子，刨花卷起来像朵云，落在地上，能香一整天。
移栽那天，赵桐权特意穿上父亲的蓝格子衬衫。起重机吊起古树时，根须上裹着的土球足有半人高，像个巨大的拳头，攥着无数个春秋的记忆。老人站在一旁，数着树干上的年轮，数到第二十三圈时突然停住，抹了把脸——那是他老伴儿走的年份。
树栽稳的那一刻，风正好吹过，新抽的嫩叶沙沙作响。赵桐权把老人给的梧桐籽埋在树池边，盖上层薄土，像在埋下一个约定。
傍晚的余晖洒在树干上，老人摘下片新叶，夹进那个铁皮饼干盒。“这下，老伴儿的念想能接着长了。”他看着赵桐权，眼里的光像落满了星星，“法官，您信吗？树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好好活着，替你守着日子。”
赵桐权想起父亲实验室窗外的那棵梧桐，想起母亲烤箱里的红薯，想起庭审席上那片干枯的树叶。他突然明白，所谓公正，不只是条文里的黑白分明，更是对每个普通人“念想”的尊重——那棵树、那片叶、那个饼干盒里的时光，都是法律条文照不亮的地方，却需要有人用温度去守护。
他回到法院时，夕阳正给国徽镀上金边。翻开新的卷宗，下一个案子是关于老书店被强拆的纠纷，原告是位守了三十年书店的老人。赵桐权在卷宗扉页上轻轻画了片梧桐叶，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像谁在说：慢慢来，日子会像树一样，扎根，发芽，最后长成遮风挡雨的模样。
窗外的梧桐树苗又长高了些，新叶在风中舒展，像无数只小手，正捧着阳光，往更高的地方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