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机械厂现任厂长脸色铁青。十年前的厂长已经去世，他本以为旧案重审不过是走个过场，没想到周桂兰能拿出这些证据。“这些检修单没有公章，录音也可能是伪造的！”他强辩道。
“公章在这儿。”赵桐权调出一份文件，是他根据重生记忆，在工厂旧档案柜里找到的维修组日志。日志上清楚记录着“安全栓申请更换”的审批流程，厂长的签字龙飞凤舞，却在“同意”二字上划了个叉，旁边写着“缓”。“至于录音，”他看向技术鉴定人员，“鉴定结果显示，音频未经过剪辑，说话人确为王建军和维修组老李。”
周桂兰突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只是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劳动模范”奖状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男人出事那天，右手断了三根手指，”她哽咽着，“他醒来第一件事就问‘机器没坏吧’，我当时恨他傻，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被厂里赖上……”
赵桐权的指尖划过十年前的判决书，上面有他当年抄写的庭审记录，字字句句都在为工厂辩护。那时他只看到“操作失误”的表面，却没看到一个老工人对机器的爱惜，没看到工厂为了赶工期漠视安全的贪婪，更没看到周桂兰这十年，靠在菜市场捡菜叶、打零工养活伤残的丈夫和上学的儿子。
“被告，”赵桐权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沉重，“你们提供的检修记录是伪造的，证人证词是串供的，明知机器存在安全隐患却强行开工，属于重大过失。”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周桂兰手里的奖状，“王建军的‘连续五年无事故’，不是运气，是他对机器的敬畏；而你们的‘赶工期’，是对生命的漠视。”
法槌落下前，赵桐权看向周桂兰，轻声说：“您丈夫的奖状，没白得。”
周桂兰捧着奖状，突然对着赵桐权深深鞠了一躬。阳光透过法庭的高窗照进来，落在奖状的金箔残片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赵桐权想起重生前，周桂兰的丈夫在贫病中去世，临死前还攥着那张褪色的奖状，说“厂里总会给个说法”。现在，说法来了，虽然晚了十年，但终究没让那点热血彻底凉透。
宣判结束后，周桂兰小心翼翼地把奖状叠好，放进蓝布包袱。赵桐权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明白，有些案子的重审，不仅是为了纠正法律的偏差，更是为了守护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坚持——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信任，一个工人对责任的坚守，还有那些不该被辜负的、滚烫的热血。
他回到办公室，在十年前的卷宗上补了一行字：“劳模的价值，不在于奖状有多亮，而在于有人记得他为何值得这份荣誉。”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字迹上，像给那段迟到的正义，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