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指纹鉴定报告，为何只字未提通风口的指纹？”赵桐权看向当年的鉴定人员。
老鉴定师红着眼圈：“当年是我失职……主任塞给我一个红包，说‘年轻人犯错，帮他压下去’，我就没敢报……这十六年，我天天做噩梦，梦见高明来找我要指纹……”
高明转动轮椅，看向旁听席上的车间主任遗像——那人五年前因肺癌去世，临终前把赃款留给了儿子，却从未提过高明的冤案。“我不恨他了，”高明的声音突然平静下来，“我就是想让我闺女知道，她爹不是贼。当年她才七岁，在学校被人骂‘小偷的女儿’，哭着回家问我‘爸，你真的偷东西了吗’……”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褪色的书包，书包上绣着的小熊已经掉了一只眼睛：“这是她当年的书包，我一直留着，就想等个清白，让她把书包捐给希望工程，告诉别的孩子‘做人要直，就像这书包上的线’。”
赵桐权的指尖划过卷宗上“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结果，心里像被钝器反复敲打。十六年前，他只看到“证据链完整”，却没看到高明右手的伤疤、妻子代签的考勤、通风口的陌生指纹，更没看到一个家庭在流言蜚语中破碎的模样——高明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妻子离婚，女儿早早辍学，他自己则在一次上访途中遭遇车祸，从此与轮椅为伴。
“判决如下。”赵桐权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撤销原判决，宣告高明无罪；追缴涉案赃款二十万元，返还高明作为国家赔偿的补充；将当年伪造证据、作伪证的相关人员线索移交监察委调查。”
法槌落下时，高明的女儿从旁听席跑过来，跪在轮椅旁，抱着父亲的肩膀失声痛哭。“爸，我信你，我一直都信你……”她的哭声里，十六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
庭审结束后，高明让女儿把那枚工牌放进玻璃展盒，摆在法院的“再审改判案例展”里。“让后来的法官看看，”他摸着工牌上的照片，“这枚工牌不光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媳妇的心血，咱工人的脸面，不能说脏就脏了。”
赵桐权站在展台前，看着工牌上青年的笑容，突然明白，重审旧案最难的不是找到新证据，而是直面自己当年的轻率。那枚被忽略的指纹，像一记迟到的耳光，提醒着每个手握法槌的人：卷宗里的每个字、每份证据，都连着活生生的人生，容不得半点疏忽。
走出法院时，高明的轮椅碾过满地的梧桐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女儿推着轮椅，书包上的小熊在风中轻轻晃动。赵桐权望着他们的背影，觉得这枚迟到十六年的正义，终于让那褪色的工牌重新有了温度——那是被辜负的信任，终于开始回温时，泛起的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