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递到顾守业面前时，他的手指抚过老张的签名，突然捂住脸哭了。二十年前他刚满二十六岁，正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因为这桩案底，职称评不上，好工作找不着，只能在小作坊打零工，连妻子都因为“丈夫是小偷”跟他离了婚，唯一的儿子至今不愿认他。
“法官，”顾守业抹了把脸，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倔强，“我不要赔偿，就想把案底销了。我儿子明年要考军校，政审过不了……”
赵桐权看着那枚褪色的工牌，照片上的青年眼里闪着对机械的热爱，与眼前这个两鬓染霜的男人重叠在一起。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写下“被告人顾守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工厂财物，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时的笃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着。
“现在宣判，”赵桐权深吸一口气，敲响法槌，“撤销原判决，宣告顾守业无罪。本院将向相关部门发函，清除其案底记录。”
顾守业愣住了，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突然对着审判席深深鞠躬，腰弯成了九十度。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刚好落在他手里的工牌上，照片里的青年仿佛也笑了起来。
庭审结束后，顾守业迟迟没走，他把那枚工牌别回胸前，又从包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用红绳系着的齿轮——正是当年那枚“赃物”的修复版。“我把它修好了，打算捐给厂里的陈列室，底下刻了行字：‘错了能改，才是真本事’。”
赵桐权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法院门口，突然在卷宗扉页写下：“法官的笔重千斤，落下时要想清楚——你写下的，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风掀起卷宗的纸页，二十年前那页判决书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却仿佛第一次显露出刺眼的重量。赵桐权知道，每一次再审都不是否定过去，而是为了让正义不被时间掩埋，让每个被辜负的初心，都有机会重新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