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明看着回忆录复印件，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按住膝盖，眼泪砸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这条腿，就是讨账时被他侄子打断的，”他掀起裤腿，露出变形的膝盖，“当时派出所来了，李长贵说‘是周春明私闯民宅被打’，案子最后不了了之。我儿子那年考上大学，就因为没钱交学费，去广东打工，到现在都没回来……”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卷宗第47页——当年的派出所出警记录写着“双方互殴”，却没附周春明的伤情鉴定。他记得前世退休后整理旧档案，在派出所的废纸堆里找到过那份鉴定，结论是“右腿粉碎性骨折，构成轻伤”，但不知为何没入卷。
“李长贵，”赵桐权看向被告席，“你侄子打断周春明的腿，是不是你授意的？”
李长贵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儿子慌忙递水，却被他挥手打开。“是……是我让他‘教训一下’，”老人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我怕他闹大了，让人知道水渠偷工减料的事……那笔钱，确实该给……”
庭内一片哗然。周春明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颤抖着伸手，抚摸账本上“欠7800元”的字样，像在确认这不是梦。
赵桐权翻开账本最后一页，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春明说，水渠要管五十年，少用一斤水泥都不行。”字迹歪歪扭扭，是当年的村会计所写。十八年前，他只看到“印章不符”，却没看到一个手艺人对工程的较真，没看到账本里藏着的良心，更没看到周春明藏在床板下的药瓶——那些年治腿的药，都是他上山挖草药换来的。
“判决如下。”赵桐权的声音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撤销原判决，李长贵及其继承人十日内向周春明支付工程款7800元，并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十八年利息，共计元；李长贵侄子涉嫌故意伤害，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村委会因监管不力，向周春明公开道歉。”
法槌落下时，周春明把账本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失散多年的孩子。李长贵的儿子想扶父亲离开，却被老人按住轮椅扶手。“春明，”李长贵看着周春明，浑浊的眼睛里淌下泪来，“对不住……水渠后来塌了三次，都是你当年修的那段最结实……”
周春明没说话，只是用袖子擦了擦账本上的水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账本放进布袋里。走出法庭时，阳光落在他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右腿的不便让他走得很慢，却很稳。
赵桐权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账本里夹着的一张纸条，是周春明儿子写的：“爸，别讨了，等我挣钱给您治腿。”纸条已经脆化，却能看出反复折叠的痕迹。十八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一句“该给”，纵然迟了太久，终究没让那本账本蒙尘。
回到办公室，赵桐权在卷宗扉页写下：“账本记的是钱，藏的是理。欠的可以还，亏的良心难补。”窗外的风吹过，带来远处麦田的清香，像在应和这迟来的公道。他知道，有些旧账或许能清，但那些被辜负的信任，需要更久的时光来温养——就像那本老账本，纵然线松页黄，翻开时，依旧能看清人心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