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席上，当年的生产队队员王老汉颤巍巍站起来：“法官，俺能作证！1975年冬天，马德才家闺女饿得起不来炕，是刘会计给了他几张粮票，还嘱咐俺们‘别外传’。后来仓库少了粮票，刘会计怕担责任，就说是马德才偷的——他是会计，账本在他手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另一个老人补充道：“那年头粮票金贵，刘会计儿子要娶媳妇，偷偷拿了仓库的粮票送礼，我们都看在眼里，就是不敢说——他是村支书的小舅子，谁敢得罪？”
马德才看着粮票，突然老泪纵横。四十八年前他刚满二十二岁，是队里最壮实的劳力，劳改回来后，脊梁骨被人戳了半辈子，连儿子参军都因为“父亲有案底”没通过政审。他把这些粮票藏在炕洞里，每年秋收都拿出来晒，老伴总说“扔了吧，看着堵心”，他却执拗地留着：“这是清白的凭证，总有一天能说清。”
刘长贵的儿子还想辩解，却被父亲用拐杖拦住了。老人慢慢直起腰，对着马德才深深鞠了一躬，拐杖从手中滑落，在地板上滚出很远：“德才……对不住……当年我儿子要娶媳妇，女方要三百斤粮票当彩礼，我一时糊涂……”他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打开是一沓崭新的人民币，“这是补偿……你拿着……”
“我不要钱。”马德才摇摇头，把粮票一张张叠好，“我就想让队里的老伙计们知道，我马德才没偷东西。我爹临死前说‘咱庄稼人，一不能偷，二不能抢’，我不能让他在地下都抬不起头。”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卷宗最后一页，上面贴着马德才当年的申诉信，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韧劲：“我相信政府，相信总有一天能还我清白。”这封信，在档案室里压了四十八年，终于等来了重见天日的时刻。
“判决如下。”赵桐权的声音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法槌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撤销1975年对马德才的判决，宣告无罪；刘长贵因诬告陷害，其相关责任依法追究；村委会在全村公告栏公开道歉，为马德才恢复名誉。”
法槌落下时，马德才把叠好的粮票揣进怀里，像抱着稀世珍宝。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粮票的麦浪图案上，仿佛又闻到了当年新麦的清香。刘长贵的儿子捡起拐杖，扶着父亲往外走，老人的脚步踉跄，却比来时挺直了许多。
庭审结束后，马德才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法庭中央，对着国徽深深鞠了一躬。四十八年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赵桐权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粮票背面印着的那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那些印在纸上的承诺，或许会随时代褪色，但藏在人心深处的正义，永远不会过期。
回到办公室，赵桐权在卷宗扉页写下：“粮票会作废，但公道不会；岁月会模糊记忆，但良心不会。”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字迹上，像给这段迟到的清白，镀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暖黄。他知道，还有许多像马德才这样的人，在时光里守着一份执念，而他能做的，就是让那些被辜负的等待，终究能等来一句“你是清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