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侧门被推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走进来，手里捧着床洗得发白的棉垫被。“吴奶奶，”女孩的声音带着怯意，“这是您当年给我织的垫被，我一直盖着。老师说，这布的针脚是‘一上一下’，跟机器织的‘三上一下’不一样，是手工织的。”
专家上前检查垫被，很快给出结论：“该布料的织造工艺为手工平纹织法，使用的纱线确实是短纤维混纺，与一级棉纱的机织特征完全不同。”
赵桐权想起重生前的那个冬日，他在村小学的旧物展上见过这床垫被，旁边的说明牌写着“吴秀娥奶奶用捡来的碎棉织成，温暖了30个孩子的冬天”。展牌的照片里，吴秀娥坐在织布机前，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她的白发上，像撒了层棉絮。
“还有这个。”赵桐权调出一份2011年的工资单，“吴秀娥当年的月工资是800元，而20斤一级棉纱的市场价是1200元——她若想盗窃，为何只偷18斤？为何不偷更值钱的生丝？”他看向厂长，“更关键的是，当年丢失的20斤棉纱，在吴秀娥被抓后第三天，就出现在仓库的角落，被认定为‘盘点时遗漏’，这在仓库的补录记录里写得清清楚楚。”
厂长的脸瞬间惨白，瘫坐在椅子上。
吴秀娥轻轻抚摸着那半匹未织完的布，万字纹的最后一笔，线头悬在半空。“我男人死得早，三个娃都是穿灰丝布长大的。”她的声音突然带了哭腔，“娃们说‘娘织的布暖和’，我就一直织。棉纺厂的回丝，养活了我们一家人——我怎么可能偷厂里的东西？”
赵桐权拿起法槌，目光扫过庭内那些细碎的棉絮、缠绕的线团、未织完的土布，突然想起吴秀娥的大孙女说过的话：“奶奶说，布的好坏不在纱线，在织法；人的好坏不在名声，在良心。”
“判决如下。”法槌落下时，阳光透过高窗照在吴秀娥的线筐上，棉线在光里泛着细碎的银辉，“撤销2011年对吴秀娥的刑事判决，宣告无罪。棉纺厂需公开道歉，并返还当年没收的织布机及棉线。”
吴秀娥抱着线筐站起来时，骨簪上的棉花雕纹在阳光下闪了闪。她走到专家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让大家知道回丝也能织出好布。”
闭庭后，赵桐权在走廊遇见吴秀娥的小儿子，他推着辆老式的织布机，说要拉回家给母亲继续织那床没完成的垫被。“我娘总说，”年轻人笑着说，“线断了能接，清白断了，就接不回来了。”
赵桐权翻开下一本卷宗，编号2012-刑字第043号。照片上的男人站在堆成山的旧报纸前，手里举着捆用麻绳捆好的报纸，背景是被查封的废品站——他记得这个案子，男人因“盗窃邮局废弃报纸”被处罚，可那些报纸里，藏着个关于“认字”的故事：他捡报纸是为了教村里的留守儿童识字，每张报纸上都写满了稚嫩的批注。
“下一个。”他轻声说，指尖拂过照片上的麻绳结，粗糙的纹理蹭在纸上，像留下了一道温暖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