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侧门被推开，一群穿着校服的年轻人涌进来，领头的小伙子胸前别着“优秀教师”的徽章，正是当年的二柱子。他捧着个相框，里面是张泛黄的合影：高建国蹲在中间，周围围着十几个脏乎乎的孩子，每个人手里都举着张旧报纸，背景是废品站改造成的简易教室，墙上贴满了用报纸剪的字。
“法官同志，”二柱子的声音哽咽，“这是2011年拍的，那天高师傅教我们写‘家’字，说‘有字认，有书读，就是家’。他被抓走那天，我们在废品站找了三天，只找到这半块被他用来压报纸的砖头，上面还留着他写的‘人’字。”
他递上一块磨得光滑的红砖，侧面果然有用粉笔写的“人”字，笔画被雨水冲刷得模糊，却仍能看出起笔时的郑重。赵桐权想起重生前在乡小学见到的场景：高建国坐在教室后排，看着二柱子给孩子们上课，手里总攥着张旧报纸，上面的“教育”两个字被他摸得发亮。
“还有这个。”赵桐权调出一份公益组织的记录，“2010到2012年，高建国的识字班累计接收留守儿童47名，其中39人后来考上了初中，这在当年的乡村是个奇迹。邮局的老职工都能作证，李淑琴不仅赠报纸，还经常把自己孙子的课本拿来给孩子们用。”
邮局负责人的喉结滚了滚，突然站起来，对着高建国深深鞠了一躬：“高师傅，对不起。我们查了当年的财务账，确实有‘捐赠旧报纸’的支出记录，是我工作疏忽，没核对清楚就提交了伪证。”
高建国摆摆手，把作业本放回饼干盒，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我不怪你们，”他声音发颤，“就是可惜了那半年的报纸……二柱子他们那年的暑假作业，好多字都没地方练了。”
赵桐权拿起法槌，目光扫过庭内那些旧报纸、作业本、红砖上的字，突然想起高建国在狱中写的信：“娃们，别学我没文化，字是人的脸面，认得多了，走出去腰杆都直。”
“判决如下。”法槌落下时，阳光透过高窗照在铁皮饼干盒上，“识字班”三个字的红漆在光里泛着温暖的光泽，“撤销2012年对高建国的刑事判决，宣告无罪。邮局需公开道歉，并赔偿高建国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两万元，用于支持乡村识字班建设。”
闭庭后，二柱子推着高建国走出法院，一群孩子围着他们，叽叽喳喳地问什么时候能再上“报纸课”。高建国摸着孩子们的头，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的“梦”字说：“这个字念梦，就是你们以后想当老师、当医生的念想。”
赵桐权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怀里的卷宗仿佛还带着旧报纸的油墨香。他翻开下一本卷宗，编号2013-刑字第119号，照片上的女人站在菜摊前，手里攥着张揉皱的钞票，背景是被掀翻的竹筐，滚落的西红柿在地上砸出鲜红的印子——这是起“持刀抢劫”案，女人却坚称那把水果刀是用来削土豆的，钱是顾客多给的，她追出去时被当成了抢劫。
“下一个。”他轻声说，指尖拂过照片上的西红柿，仿佛能闻到那股混着泥土的清甜，像极了那些藏在粗糙生活里，从未熄灭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