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检察官接着播放了几位食客的证言录像。其中一位穿蓝色衬衫的男人说：“那个戴眼镜的（李建军）是说了几句不好听的，但没动手，那个壮汉（郑武）上去就打，下手挺狠的。”另一位女食客则说：“我看到被打的人后脑勺磕在台阶上，流了好多血，那个打人的还想再打，被我们拉住了。”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里的行政处罚记录——郑武在过去五年里，曾因两次打架斗殴被治安拘留，一次是在菜市场因抢摊位打了摊主，一次是在工地与工友发生冲突致人轻微伤。“被告人郑武，”他抬眼看向被告席，“你有多次暴力伤人的前科，为何此次仍未控制自己的行为？”
郑武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跳：“他骂我劳改犯，还说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我忍不住……”
“忍不住不能成为施暴的理由。”王律师立刻接过话头，“但被害人的侮辱性语言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根据《刑法》规定，被害人有过错的，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他呈上李建军的酒精检测报告，“案发时李建军血液酒精浓度达138mg\/100ml，处于醉酒状态，其言行可能不受控制，对冲突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醉酒不是免责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他人施暴的理由。”陈检察官反驳道，“即使被害人言语不当，被告人也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非使用暴力。根据伤情鉴定，李建军的肋骨骨折是踹击所致，这发生在他已经倒地失去反抗能力之后，显然是故意伤害行为。”她调出郑武在派出所的讯问笔录，其中一段写着：“我就是想教训他，让他知道嘴贱的下场。”
赵桐权的目光在监控录像、伤情鉴定和讯问笔录之间流转。他注意到一个细节：监控画面里，郑武在动手前，曾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随后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这更像是有预谋的攻击，而非一时冲动的防卫。
“被告人郑武，”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被害人的言语不当，或许是冲突的诱因，但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从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来看，你在被害人未实施严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主动使用拳头和脚进行击打，造成轻伤二级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而非防卫过当。”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是否构成防卫，关键在于是否‘正在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防卫行为是否必要’。本案中，被害人的言语和轻微推搡，并未对被告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威胁，而被告人的连续击打，尤其是被害人倒地后的踹击，显然具有伤害的故意。”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郑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考虑到被害人对冲突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可酌情从轻处罚，但鉴于其有多次暴力犯罪前科，不予缓刑。”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郑武的肩膀垮了下来，嘴里喃喃着“我真的是气坏了……”。赵桐权合上卷宗，心里清楚，市井间的纠纷常有口角，但拳脚相加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的刻度，既衡量着伤害的轻重，也丈量着克制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