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录像拍摄于6月18日，”周检察官解释，“我们核实过，当晚进入该包间的客人是做建材生意的王某，他的银行流水显示，当天向一个匿名账户转账两千元，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刘艳。”她调出银行转账记录，时间与监控画面完全吻合。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里的“分成表”，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小雅，5月12日，3单，收入4800，抽成1920”“玲玲，5月15日，2单，收入3200，抽成1280”，字迹与刘艳在员工合同上的签名一致。“被告人刘艳，”他抬眼看向被告席，“这份分成表上的‘抽成’，你如何解释？”
刘艳的指尖微微颤抖，沉默片刻后说：“是……是服务员的小费分成，ktv规定服务员收到小费要上交40%作为集体福利，这在娱乐行业很常见。”
“集体福利？”周检察官冷笑，调出张兵的讯问录像。画面里，管账的张兵低着头说：“那些钱都是刘姐让我收的，说是‘台费’，每天结算一次，她拿大头，我和李伟各拿5%。上个月分了八万多，都存到刘姐的卡里了。”
陈律师立刻反驳：“张兵的供述是在压力下做出的，他与刘艳存在私人恩怨——去年曾因工资问题发生过争执，有报复的可能。”他呈上张兵的工资条，“张兵的月薪只有四千，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证言的可信度应打折扣。”
“是否有恩怨，不影响证据的客观性。”周检察官回应，“张兵的供述与银行流水、监控录像、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我们还在李伟的住处搜出了一个对讲机，里面的录音显示，他在晚上多次向刘艳汇报‘警察来了’‘客人走了’等信息，显然是在为卖淫活动放哨。”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刘艳身上，她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卷宗里还有一份证据——从ktv电脑里恢复的“培训记录”，上面写着“如何应对客人询问服务项目”“遇到检查时的话术”等内容，落款是刘艳的名字。
“被告人刘艳，”赵桐权的声音沉稳有力，“你以ktv为掩护，招募人员、制定价格、安排服务、收取抽成，并有专人望风、管账，这完全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所谓的‘不知情’‘私下交易’，与在案证据明显矛盾。”
他看向另外两名被告：“李伟负责望风，张兵负责记账分赃，均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了帮助，构成从犯。”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刘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李伟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张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
法槌声落下，刘艳的身体晃了晃，精致的妆容再也掩不住眼底的颓败。赵桐权合上卷宗，那本“排班表”上的字迹仿佛还在跳动，提醒着他：霓虹闪烁的暗影里，任何试图践踏法律与尊严的交易，终将暴露在阳光之下，受到应有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