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打算？”谢检察官调出云仓的出库记录，“你每次拿走的包裹，都是系统显示‘高价值保价’的，这难道是巧合？更重要的是，你在入职培训时签署过《员工守则》，明确规定‘不得私拆、私藏任何包裹’，你对此完全知情。”
方律师并不退让，呈上陈默的家庭情况证明：“他父母离异，跟着奶奶生活，奶奶最近查出肺癌，需要大笔医药费，他是为了凑钱才一时糊涂。案发后，他已将所有赃物退还，失主也出具了谅解书，主观恶性较小。”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谅解书上，五名失主中，有四人写了“希望从轻处理”，只有手机失主未谅解，但已获得赔偿。他想起“上一世”的判决，过分强调作案次数而忽略了退赃和谅解情节，导致社会效果不佳。
“公诉人指控的23起盗窃，”赵桐权忽然开口，“其中17件物品已被丢弃，且未进入流通环节，被告人对这部分物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谢检察官一愣，随即回应：“即使丢弃，其盗窃行为已经完成，仍应计入犯罪次数。”
“但犯罪情节的轻重，不仅看次数，更看危害后果。”方律师立刻接话，“丢弃的17件物品未造成实际损失，与故意盗窃并出售的行为，主观恶性有本质区别。”
赵桐权的脑海里快速梳理着逻辑：陈默多次作案确是事实，但属于初犯，且有退赃、取得大部分谅解、家庭困难等情节，其行为虽构成盗窃罪，但不宜认定为“情节严重”。他看向陪审团：“盗窃罪的认定，既要考虑作案次数和数额，也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本案中，被告人陈默利用职务便利多次盗窃，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但鉴于其系初犯，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积极退赃并取得大部分失主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他顿了顿，融合着“上一世”的经验，补充道：“对于丢弃的17件物品，虽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但在量刑时应考虑其未造成实际损失的情节，与故意占有并出售的行为有所区分。”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陈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法槌声落下，陈默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方律师松了口气，谢检察官也点了点头，认可判决的合理性。赵桐权合上卷宗，心里清楚，这个判决既惩罚了犯罪，也给了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量都更贴近人性的温度，也更符合社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