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台账上记录的香烟多为10元以下的平价烟，最贵的也不过20元，且销售对象多为老年人，每次购买量仅1-2包，这与“上一世”那起案件中大量批发给零售商的情况不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被告人郭德旺，”赵桐权抬眼看向被告席，“你2020年被行政处罚时，是否被告知无证卖烟的法律后果？”
郭德旺的头垂得更低：“说了……但我想着少卖点没事，谁知道越卖越多……”
“少卖也违法。”章检察官立刻接话，但语气稍缓，“但我们核实过，其妻子的透析费用每月确实需要8000元，12万获利中，10万用于医疗，这一点可以酌情考虑。”
廖律师抓住机会：“被告人主观恶性小，未销售假烟，未扰乱市场，且系初犯（上一次为行政处罚，不构成前科），案发后已退缴全部违法所得12万，郭晓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他恳请法庭考虑“情节特别严重”的弹性空间，结合案件特殊性从轻处罚。
赵桐权的指尖在“情节特别严重”的司法解释上轻轻敲击，“上一世”他机械适用50万即“特别严重”的标准，如今却在想：法律条文是刚性的，但司法实践应兼顾天理人情。郭德旺的行为虽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事出有因，社会危害性有限，且已退赃、悔罪，若能从轻判处，既能体现法律威严，也能给这个家庭留条活路。
“被告人郭德旺，”赵桐权的声音沉稳有力，“你未经许可经营烟草专卖品，数额达68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你系为家庭治病而犯罪，销售的均为正规香烟，未扰乱市场秩序，案发后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他看向郭晓：“你参与运输、销售，系从犯，且刚毕业涉世未深，可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郭德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被告人郭晓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法槌声落下，郭德旺愣了愣，随即朝着审判席深深鞠了一躬，泪水混着脸上的皱纹滑落。廖律师松了口气，章检察官也点了点头，认可判决兼顾了法律与情理。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落在“烟草专卖法”的条文上，心里清楚，这个判决或许不是最“标准”的，却是最贴合案件实际的——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让法律的刚性在具体案件中多一分温度，让惩戒与挽救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