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孙大勇的扳手是他维修自行车的工具，当天是从家里直接去公司的，并非特意携带。这与“上一世”那起案件中被告人提前准备凶器不同，主观恶性或许更轻。
“被告人孙大勇，”赵桐权抬眼看向被告席，“郑强拖欠赔偿款，你为何不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是选择暴力解决？”
孙大勇的眼圈红了：“申请过，但公司账户没钱，郑强把财产都转移了……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天他撕调解书的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想让他尝尝疼的滋味……”
“疼的滋味不能用暴力传递。”彭律师接话，“但被害人的长期恶意拖欠和言语刺激，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孙大勇系初犯（上一次为治安处罚，不构成累犯），案发后如实供述，且郑强已获得部分赔偿，建议法庭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基础上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范检察官沉默片刻，认可道：“郑强确实存在过错，且孙大勇的赔偿意愿真实，这两点可以酌情考虑。”
赵桐权的指尖在“重伤二级”的量刑区间上轻轻敲击，“上一世”他曾因被告人有前科而从严量刑，如今却在想：法律不仅要惩罚伤害行为，也要审视行为背后的成因。孙大勇的行为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事出有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且其悔罪态度诚恳，若能在法定刑内从轻，或许更能体现法律的温度。
“被告人孙大勇，”赵桐权的声音沉稳有力，“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考虑到本案系民间纠纷引发，被害人长期拖欠赔偿款且存在言语刺激等过错，你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罪行，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孙大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法槌声落下，孙大勇深深吸了口气，朝着审判席鞠了一躬，没有辩解。彭律师松了口气，范检察官也点了点头，认可判决兼顾了法理与情理。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故意伤害罪”的法条上。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惩罚了暴力，也考量了前因——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让法律的刻度不仅丈量伤害的轻重，也能触及人心的褶皱，让正义既有力度，也有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