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播放了陈建国的讯问录像：“我想着老厂房的梁都锈透了，应该不重……那天早上喝了点酒，脑子有点晕，就没细看架子……”郑检察官强调：“他不仅省略安全投入，还酒后指挥作业，这是对工人生命的漠视，不属于‘条件限制’。”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陈建国的施工队没有营业执照，工人也未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典型的“黑施工队”，但这背后是红光机械厂破产后，近百名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只能跟着陈建国干零活——他们既是违规施工的参与者，也是底层生存的挣扎者。这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案子，包工头的施工队同样是由同乡组成，事故后整个村庄都陷入了悲伤，如今再看陈建国的卷宗，那些工人的签名按满了整整三页纸，每个人的名字旁都画着歪歪扭扭的十字，像在祈祷，也像在控诉。
“被告人陈建国，”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不懂安全标准’，为何在事故前三天，有工人书面提出‘架子不稳，请求停工’，你却在纸条上批了‘再坚持两天’？”
陈建国的脸瞬间涨红，嘴唇哆嗦着：“我……我想着拆完这根梁就能拿到废料钱，到时候就换架子……我没想到……”
“没想到？”郑检察官拿出那份工人的书面请求，上面有五个人的签名，“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你危险，你却为了眼前的利益忽视了。这不是‘不懂’，是明知故犯。”
周律师沉默片刻，呈上陈建国妻子的病历和女儿的学费单：“他妻子患有尿毒症，每周透析三次，女儿在上大学，全家靠这个工程维持生计。所谓的‘赌博’，是被人设局欠下的高利贷，他那天喝酒也是因为被催债压力太大。事故后他确实变卖了所有家产，现在住在工棚里，每天打三份零工偿还剩余赔偿款，主观悔罪态度明显。”
赵桐权的指尖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量刑标准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伤亡数字，更要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悔罪表现以及对行业的警示意义。陈建国的行为固然构成犯罪，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事后的补救措施和家庭困境，也应在法律框架内予以考量。
“被告人陈建国，”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两人死亡、三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应依法惩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但考虑到本案系危房改造工程的特殊背景，产权单位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事故后积极施救，变卖全部家产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明显悔罪表现；且其家庭确有特殊困难，可在法定刑内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陈建国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陈建国“扑通”一声跪坐在被告席上，朝着旁听席上的死者家属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金属栏杆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旁听席上，有人啜泣，有人叹息，王建军的妻子抹着眼泪，却轻轻点了点头——那50万赔偿款，虽换不回丈夫的生命，却能让两个年幼的孩子继续上学。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事故现场的照片上，废墟的阴影里，似乎有工人忙碌的身影在晃动。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减轻陈建国的罪责，也没有忽视死者的伤痛，更给了生者一丝继续前行的希望——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温度之间，找到最精准的平衡点，让每一次裁决都不仅是对过去的了断，更是对未来的警示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