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17名外来人员的孩子中，有12人在入学后成绩优异，其中3人获得了市级三好学生称号，他们的家长在证言中都说“李警官是孩子的恩人”。而李建国的家庭情况显示，他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每年需要高额医药费，妻子下岗多年，全家仅靠他的工资维持生计——这与“上一世”那个老警察的情况惊人地相似，都是因家庭重担而在晚年失足。
“被告人李建国，”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办理虚假居住证是为了帮老乡，为何在2023年明知自己即将退休，仍连续办理5起？且其中3人的‘感谢费’明显高于前几年？”
李建国的脸瞬间涨红，嘴唇哆嗦着：“我……我儿子那年需要做第三次手术，我实在没钱了……但我把钱都用在手术上了，一分没乱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缴费单，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这是缴费记录，你们可以查……”
“即使有特殊困难，也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徐检察官接过话头，“但我们也注意到，李建国在案发后主动退还了全部8.3万元，且17名外来人员的居住证已通过合法途径补办，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王某的案件最终也已纠正，王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造成冤假错案。”
季律师趁机补充：“李建国从警35年，累计破获案件200余起，救助群众130余人，其中1998年抗洪救灾时，他曾连续三天三夜泡在水里救人，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些功绩虽不能抵消罪责，但至少能证明他并非一贯贪腐，此次犯错有特殊原因，主观恶性较小。”
赵桐权的指尖在“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的法条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滥用职权造成恶劣影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有重大功绩、主观恶性较小的职务犯罪，机械套用数额标准，往往会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法律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引导人向善，对于李建国这种晚年失足的老干警，若能在法定刑内从轻处罚，既能体现法律的威严，也能保留一丝人性的温度。
“被告人李建国，”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办理虚假居住证，包庇犯罪嫌疑人，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应数罪并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但考虑到你有35年从警经历，曾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犯罪动机与家庭困难有关，主观恶性较小；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罪行，主动退赃，未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李建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与公职相关的工作，需参加廉政教育学习。”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李建国猛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褪色的锦旗，紧紧攥在手里，老泪纵横：“我对不起这身警服……对不起那些信任我的人……”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那枚三等功奖章的复印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芒。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职务犯罪，也没有忽视李建国过往的功绩，更给了一个犯错的老干警最后的尊严——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复杂之间，找到最精准的平衡点，让每一次裁决都不仅是对罪行的惩处，更是对人生的警醒与救赎。庭外传来一阵蝉鸣，夏末的风穿过走廊，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功过、对错与救赎的漫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