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事故发生的滨河路交叉口，人行横道的信号灯存在故障，绿灯时长仅15秒（正常应为30秒），而张桂兰因腿脚不便，过马路时速度较慢，这也是事故发生的客观因素之一（虽不影响吴磊负全责，但能说明事故的偶发性）。他还注意到，吴磊在大学期间曾多次参与公益活动，连续三年担任敬老院的志愿者，张桂兰恰是那家敬老院的老人，两人此前还见过几次面——这让“故意撞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让吴磊的忏悔多了层令人唏嘘的底色。
“被告人吴磊，”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不知道撞了人’，为何在被交警截获时，第一句话是‘我不是故意的’，而非‘发生了什么事’？”
吴磊的脸瞬间涨红，眼泪再次涌出：“我……我听到响声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就觉得不对劲，但我不敢停车……我怕看到血，我怕承担责任……我对不起张奶奶，她以前总夸我给她剪的指甲好看……”
“怕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顾他人的生命？”高检察官追问，但语气里少了几分尖锐，“但我们也注意到，吴磊无任何前科，此次犯罪系初犯；案发后积极赔偿，虽未完全获得谅解，但已尽到最大努力；且其未婚妻仍在医院等待后续治疗，家庭确实存在特殊困难。”
马律师趁机补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致人死亡’需满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要件。本案中，张桂兰系当场死亡，并非因逃逸未得到救助而死，不应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而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量刑区间应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七年以上。”
赵桐权的指尖在“逃逸致人死亡”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律条文上轻轻敲击，脑海里反复权衡：吴磊醉驾、超速、逃逸，造成一人死亡，负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张桂兰系当场死亡，确实不符合“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公诉人的指控存在不当；且其醉酒有急于赶回医院的诱因，事后积极赔偿，主观悔罪明显，无再犯危险。
“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准确界定犯罪情节是前提，机械套用“从重”思维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惩罚，更是教育和挽救，对于初犯、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被告人，在法定刑内适当从轻，既能抚慰受害者家属，也能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一个家庭的彻底破碎。
“被告人吴磊，”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在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系因逃逸未得到救助所致，不应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不当，予以纠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系初犯，无犯罪前科；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明显悔罪表现；且犯罪系因特殊情况引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吴磊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吴磊愣了愣，突然朝着旁听席上张桂兰家属的方向深深鞠躬，额头抵在栏杆上，哽咽着说：“对不起……我出狱后，会像照顾亲奶奶一样照顾你们……”张桂兰的儿子别过头，肩膀微微颤抖，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再斥责。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恰好移到“交通肇事罪”的法条上，照亮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字样。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醉驾逃逸的恶行，也准确界定了犯罪情节，更给了两个破碎的家庭一丝继续前行的可能——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量都能精准把握情节与后果的关联，让正义的天平上，既有对生命的敬畏，也有对人性的体谅，哪怕失控的方向盘已无法挽回，至少法律会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