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出一份患者家属的录音：“刘志明的妻子说，手术后第三天，她跪着求陈明远‘给老头子做个检查’，陈明远却说‘小题大做，死不了’——这就是辩护律师所说的‘常规处理’？”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陈明远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本泛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扉页上有他刚入职时的签名：“以患者生命为最高准则”，而在这本誓言的最后几页，却贴着医疗器械的报价单，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利润空间”。这强烈的反差，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医生办公室里悬挂的“救死扶伤”牌匾，背后却藏着利益输送的账本，如今再看陈明远，镜片后的冷静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伪装。
“被告人陈明远，”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修改病历是‘表述修正’，为何在系统日志显示你修改了23处关键记录后，又删除了自己的登录痕迹？为何伪造的‘自动出院申请书’上，患者的签名与住院时的签名笔迹完全不同？”
陈明远的手指紧紧攥着白大褂的衣角，指节泛白：“我……我是怕家属闹事，想让病历‘更规范’些……签名是护士代签的，我没细看……”
“没细看？”孙检察官追问，“你作为主刀医生，连患者的签名都不核对？这不是疏忽，是故意造假！”
郑律师仍在坚持：“即使存在诊疗失误和经济问题，陈明远的行为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根据刑法规定，医疗事故罪要求‘严重不负责任’，而本案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争议。至于受贿罪，126万元中有89万元用于科室建设，并非个人挥霍，可酌情从轻。”
赵桐权的指尖在“医疗事故罪”与“受贿罪”的法条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数额与后果，更要考虑行为对行业公信力的破坏——医生篡改病历、收受回扣，伤害的是患者对医者的信任，这种无形的危害往往比有形的损失更深远。
“被告人陈明远，”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及时处理患者的术后并发症，造成死亡后果；为掩盖过失，篡改、伪造病历，其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回扣，为供应商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并非蓄意追求患者死亡，受贿款项中有部分用于科室建设，可酌情从轻处罚，但医疗事故罪与受贿罪均需依法惩处，体现法律对医疗行业廉洁性与规范性的维护。”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陈明远犯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26万元，上缴国库。”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陈明远的眼镜滑到鼻尖，他望着旁听席上刘志明家属举着的“还我丈夫公道”的牌子，突然捂住脸，发出压抑的呜咽。曾经的“名医”光环，在这一刻彻底碎裂。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那本《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复印件上，“为病家谋幸福”几个字被阳光照得格外刺眼。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医疗领域的失职与贪腐，也准确界定了罪与罚的边界，更给所有医者敲响了警钟——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决都能穿透专业的壁垒，守护最朴素的生命伦理，让白大褂上的污点，终究逃不过正义的审视。
